藏族老大爷不卖红军盐,第二天为何主动送半瓦罐盐,还连连夸赞?

经过红四方面军强大的政治宣传和红军指战员各方面的艰苦工作,松理茂革命根据地的建设打开了崭新的局面。徐向前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这里的条件远不及通南巴,发动群众的工作困难重重。一是语言不通,障碍甚大。二是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很深,短期内不易消除。三是地广人稀,走上百多里山路,往往见不到一个寨子。四是少数上层反动的土司、喇嘛,利用他们的统治势力和影响,暗地进行破坏活动,甚至公开组织反革命武装。尽管如此,由于红军抓住了汉、藏统治阶级同广大劳动群众之间的尖锐对立这一主要矛盾,打倒汉官、反动土司,分田分粮,不断进行艰苦细致的工作,因而发动群众是有成绩的。许多藏民分得土地后,把“分配土地证”当神物供奉起来,烧香念佛,祈求神灵保佑土地,保佑红军。

各县、区、村的人民政府相继建立,吸收了一批藏民积极分子当家作主。藏民地方武装组织,也逐步建立。有些地方还建立了党、团支部。总之,党和红军的影响,已经在藏族人民中日益扩展开来。

分得土地的群众,纷纷把自己的财物捐献出来,使部队在短时期内就筹集到羊毛、羊皮、牛羊、盐巴、茶叶等大批物资。群众工作愈深入的地区,筹集工作就做得愈好。一时间,从前线到后方,从总部机关到连队,从地方政府到人民群众,处处在为迎接中央红军而忙碌着,气氛热烈,情景感人。

藏族老大爷不卖红军盐,第二天为何主动送半瓦罐盐,还连连夸赞?

当年在红四方面军总医院宣传队工作的孟瑜,对此印象非常深刻,后来她写下“熬盐迎亲人”的动人故事:

当我们来到村尾,发现从一间破屋里射出一丝昏黄的灯光。“有群众!”我们高兴地跑进屋去。只见一位藏族老人正慌慌张张地收拾桌上的一个小瓦罐。“盐!”走在最前头的“小地牛”(红军总医院宣传队里年龄最小的姑娘,名叫杨秀春,大家给地起了个外号叫“小地牛”)惊喜地叫道。大伙凑上去,只见瓦罐里果然盛着半罐雪白的盐。李队长用商量的口气对老人说:“老大爷,我们是红军,路过这里,已经好久没吃盐了,请卖给我们一些吧。”藏族老人紧紧抱着瓦罐,一声不吭,用慌张而愤怒的眼光盯着我们。

李队长掏出几块银元指着老人手中的盐,比比划划又说了一阵,老人仍不开口。忽然,他一转身,抱着瓦罐出了房门,走了。我感到很扫兴。这时,“小地牛”咦的一声,原来地看到桌上有一小撮盐花,那是老人刚才不小心撒落的。“小地牛”小心翼翼地把盐花收拾起用纸包好,准备带走。“放下!”李队长严厉制止她,并把包盐的纸包放回桌上,随即领着我们打扫老大爷的房子。房子破烂不堪,四面透风,西墙快倒塌了。我们找来木料和草,七手八脚地修了起来。

这天,不仅孟瑜所在的小组没有筹到任何粮和盐,其他小组也没筹到,上级交给的任务没有完成,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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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第二天,情况有了转机。因为有几个老乡悄悄回村来探虚实,当他们发现红军不但没有拿他们的一针一线,还把村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时,便消除了怀疑,开始大胆地回到村子里,并陆陆续续把山上的群众叫了回来。这时,昨天红军碰到的那位藏族老大爷主动找上门来,还带着一位通司(翻译),硬要把半瓦罐盐送给红军,并夸赞红军“耶莫耶莫(好)!”宣传队李队长就是不肯收。老大爷还告诉队长,离这儿不远的白云山有一种白石头,缺盐的时候,当地百姓用它熬过盐,只是味道有点苦涩。队长一听到这个好消息高兴极了,详细地了解有关熬盐的方法,将情况向上级做了汇报。上级决定部队就地开展筹粮熬盐活动。于是,红军战士从当地群众那儿借来铁锤、筐子,在藏族老大爷等几位乡亲的带领下向白云山进发。在藏族老大爷的引导下,红军找到了那种石头。

“小地牛”举起铁锤敲下一块,放在嘴上舔了舔,大叫起来:“啊,真有咸味!”又见她皱着眉头认真地品尝了一会儿,肯定地说:“一点不错,和盐一样!”大家很高兴,纷纷挥锤敲打“宝石”。顿时,高山上响起一片“叮叮当当”的声音。

起初,大家很起劲,“叮叮当”的锤声连续不绝。时间一久,同志们体弱腹空,渐渐支持不住了,敲击声慢慢稀落下来。我的胳膊发酸,“小地牛”见我没有力气,调皮地说:“到底是女孩子,这点儿能耐都没有。我告诉你一个法子子……”说着,她拿起一块石头舔了舔,“这么一来,保险你就有劲了。”这时李队长也鼓励大家说:“同志们,中央红军老大哥已挺进到夹金山,快要和我们会师了。我们多加一把劲,多热一些盐,送给中央红军!”真的,当我们想到缺盐的情景,想到即将和盼望已久的中央红军会师,劲头就上来了,那“叮叮当当”的敲击声,回响在整个山谷……

藏族老大爷不卖红军盐,第二天为何主动送半瓦罐盐,还连连夸赞?

接连几天,我们白天上山敲石头,夜晚生火熬盐。一钵钵的白盐,全部集中起来,准备送给中央红军。我和“小地牛”也悄悄地在荷包里装了两包最细最白的盐,准备与中央红军会合时,作为送给亲人的见面礼。

为了准备迎接中央红军的礼物,指战员们不仅忙着打草鞋,还学会了剪制皮衣服,学会了撕羊毛、捻毛线,用来织毛衣、毛背心、毛袜子。也许这些制成品并不一定都合体,但一件件都浸透着红四方面军战士们对一方面军指战员们兄弟般的情谊。

就在红四方面军组织西北联邦政府,发动群众,筹备粮草的同时,接应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也迅速展开了行动。

为了及时与中央红军取得联络并请示今后的行动方针,1935年6月2日,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致电中共中央,内容概要为:我们已派出接应部队向西南进入懋功,与你们联络。待与你方先头部队确取联络后,请即指示以后行动总方针。我方情况请问我先遣指挥员同志即可知得大概。四川一带情况有利于我们消灭敌人作战,巩固后方根据地。

此时,中央红军已经渡过大渡河,进占天全。6月8日,中革军委向各军团发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开展新局面的战略任务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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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我军战略任务,是以主力乘虚迅取懋功、理番,以支队掠邛味山脉以东,迷惑敌人,然后归入主力达到与四方面军会合,开展新局面之目的。现敌杨森取守势,薛岳、邓锡侯到达需时,我军必须以迅雷之势突破芦山、宝兴线之守敌,奇取懋功,控制小金川流域于我手中,以为前进之枢纽……

我军基本任务,是用一切努力,不顾一切困难,取得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但在遇特殊情况,使我们暂时无法直达岷江上游时,则以大、小金川流域为临时立足之地,争取在以后与四方面军直接会合。取得懋功及小金川流城,是关系全局的枢纽。各兵团首长必须向全体指战员指出其意义,鼓动全军以最大的勇猛、果敢、迅速完成战斗任务,以顽强意志克服粮食与地形的困难,此时政治工作须特别努力。

自李先念从总部受领任务以后,便立即同三十军政治部主任李天焕、二十五师师长韩东山等,研究迎接中央红军的具体行动计划,动员部队尽快做好出发前的准备工作。

随后,李先念又带少数部队,从茂县迅速赶往理番、汶川,向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和政治委员郑维山等传达总部命令与部署。李先念一到汶川,就告诉熊厚发和郑维山:中央红军在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率领下,已在沪定突破天险,渡过了大渡河,正向燃功方向前进。他此次来汶川,就是根据徐向前总指挥的命令,带八十八师两个团和红九军二十五师、二十七师一部,西渡岷江,经懋功,南下宝兴、芦山、天全,去迎接党中央和红一方面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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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红军就要来了!”消息很快传开,战士们个个心里乐开了花。几个月来,部队不顾连续作战的疲劳,盼望中央红军到来,憧憬两大主力会合后的大好革命形势。现在眼看会师就要实现,怎能不格外高兴呢!

经过讨论确定,熊厚发率二六三团继续留在理番同敌人作战,郑维山率二六五、二六八团随李先念等人一起行动。

5月底,部队分两路出发:一路是红军第二十七师一部,从汶川向西南的卧龙方向前进,阻击由巴朗山方向西进的敌人;一路是九军二十五师和三十军八十八师主力,分别从汶川、理番出发直取懋功。

余洪远在接受任务之后,也以最快的速度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川陕省委机关一部分和妇女独立团组成了迎接中央红军筹粮工作队。他们考虑到去想功后准备物资有困难,于是找来几头大骡子,驮上从中坝带出来的食盐、豆豉海椒面、酱菜和资阳豆瓣,把每个同志的水壶里也全部装上这些东西,干粮袋也装得满满的。一切准备就绪后,工作队由1个工兵营开路,1个战斗团和警卫营掩护,立即向懋功疾进。

从汶川、理番到懋功有三百多里,中间多为崇山峻岭,而且必须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红桥山。山顶积雪终年不化。从汶川、理番出发的红军以九军二十五师为先头部队,三十军第八十八师两个团随后跟进,以日行百里的急行军速度向懋功方向飞奔,只经过一天多的行军就来到红桥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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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百闻不如一见。虽然已是六月天,但红桥山仍然巍巍不见山顶,只见雾气腾腾,云缠山腰,寒气逼人!对红四方面军官兵来说,他们虽然有打过硬仗、恶仗的经验,有走过险路、强渡江河的经历,但翻越这样的雪山还是头一次。由于当地人烟稀少,也找不到向导,时间不等人,大家心急如焚,为完成迎接党中央的光荣任务,红军指战员只好自己寻找爬山之路。时任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政委郑维山后来回忆起第一次爬雪山的经历:

这里的天气也怪,先是万里无云,骄阳似火,一开始爬山便人人挥汗如雨了。当爬到半山腰时,突然狂风大作,满山满谷涌出乌云,顷刻间,瓢泼似的大雨夹着冰雹,劈头盖脸地砸下来。战士们用斗笠遮住头脸,硬往上走。走着走着,将到山顶时,大雨又变成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铺天盖地地洒向山头,覆盖了我们前进的道路,顿时大家都变成了“雪人”,整个天地间白茫茫的。李政委和我,这时正在二六八团后面跟进。只听到前面雪雾里有人瓮声瓮气地说:“娘咯,这是人走的路吗!”

“我们走过去,不就成了一条大路嘛!”另一个人似乎不同意前一个人的说法,富有深意地反问。

“乖乖,那个山上出太阳啦!”时间不长,我们又听到前面传来一阵欢呼声。当我们爬上山顶,极目远眺,不禁为这雪峰奇景和战士们的乐观情绪所感染。顿时,使人领略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杜甫著名诗句。

看着一望无际、波澜壮阔的银山云海,向往会师后中国革命灿烂的前景,我们心怀开朗,觉得征途上任何艰难困苦都不在话下,不过是过眼烟云。此时,李政委也若有所触,意味深长地对我说:“是啊!干革命如同登山,艰苦中孕育着欢乐,欢乐中要不忘艰苦。认准方向,勇往直前,方能从一架高峰攀上更高的山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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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下山后,由于强烈雪光的刺激,部队中许多同志得了雪盲症,眼睛看不清东西,还有很多同志高山反应头痛得厉害,部队只好暂作休息,以使眼睛慢慢地恢复正常。但当他们听到邓锡侯正率部由邛崃、大邑向懋功方向蠢蠢欲动,妄图截阻红军两大主力会师的消息时,红军官兵们又不顾疲劳,忍受疾苦,急速向懋功挺进了。

接应中央红军的先头部队二十五师,在师长韩东山的率领下,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仅用三天时间就挺进到了懋功,沿途还打了大小二十多仗。当他们到达燃功东北20馀里的抚边镇时,遭遇邓锡侯部两个营及地方反动武装近千人部队的拦阻。

此地南靠群山,北临大河,消灭敌人非强渡大河不可。6月8日,当夜幕降临后,韩东山带领二十五师冒着敌人密集的炮火,抢搭浮桥,冲过大河。接着全师猛冲,不到半个小时便攻克了懋功,共歼灭700多敌人,邓锡侯的残部则纷纷逃进深山里。战斗结束时,天还没有亮。韩东山命令两个营据守感功县城,他带领其馀部队星夜兼程奔赴县城东南的达维镇,并将师部设在那里。

6月9日拂晓,韩东山命令七十四团团长杨树华带领三营从达维镇向夹金山方向出发,一方面警戒灌县之敌,一方面寻找中央红军。

达维位于夹金山以北的山窝里,是个近百户人家的村庄。村里的居民大都是藏族同胞,生活很贫困。为了迎接红一方面军的到来,驻留红军官兵开始整理空闲房屋,清整院子,张贴标语,准备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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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央红军的三营官兵在七十四团团长杨树华带领下继续向夹金山方向搜索前进,当他们前进到巴朗地区时与一部分敌人遭遇了,战斗中全营上下争先恐后,奋不顾身向敌冲击。大家只有一个念头,消灭敌人,用胜利迎接毛主席!战斗胜利了,但营长陈玉清等60馀名同志牺牲了,这是会师前的最后仗。他们没能看见中央红军,但他们用鲜血铺通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师的道路。

1935年6月12日,是一个令韩东山和二十五师全体官兵终生难忘的日子,也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日子。韩东山回忆道:

6月10日中午,一个参谋冒冒失失跑进指挥所,人未到声先至:“师长,师长,电话,电话!”我腾地跃起来问:“什么电话?哪来的电话?”只见这名参谋手舞足路,结结巴巴地报告说:“来了!来了!七十四团……电话……和中央红军……会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