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派程子华到鄂豫皖工作，当时最大的核心机密，总理没有告诉他

1934年11月15日，中共鄂豫皖省委罗（山）（黄）陂孝（感）特委书记徐诚基、副书记何耀榜等，根据通知一道来到河南省罗山县大小鸡笼山下的何家冲，来到红二十五军军部所在的何氏祠内，接受省委的指示。

高大的何氏祠内，被称为红二十五军"军魂"的军政委吴焕先住的一间大房子内，只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一条凳子。吴焕先看见他们来了，很和气地握住他们的手，问道："中央派的程子华同志来了，你们知道吗？"

何耀榜回答："知道。是我们到信阳柳林交通站把他接过来的。"

1934年2月底，蒋介石纠集十六个师又四个独立旅共计八十多个团的兵力，对鄂豫皖苏区红二十五军进行"围剿"。1934年4月，活动于鄂东北的红二十五军与活动于皖西北的红二十八军在商城东南豹迹岩（现属安徽省金寨县汤家汇镇，下同）会师，重新合编为二十五军，徐海东任军长，吴焕先任军政治委员，全军辖两个师，共三千馀人。6月下旬，国民党又制订"三个月清剿计划"，集中七十多个团，采取"驻剿"和"追剿"的战术，企图在10月10日前将鄂豫皖红二十五军全部消灭。鄂豫皖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采取了避实击虚的原则，设法消灭孤立、薄弱之敌；地方武装则在根据地内外开展游击战争，进行群众工作，从而使斗争形势逐渐好转。到8月，在鄂东北巩固了四块苏区，在皖西北巩固了六块苏区。9月初，红二十五军远程奔袭皖西南太湖县城，歼灭安徽省警备旅大部，缴获了大量物资。然后在英山北部和太湖交界地区发动群众，建立了以英山陶家河为中心的纵横三十馀公里的游击根据地。

中共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东征皖西前，决定成立罗陂孝特委，辖罗山、陂孝北、河口三个县委，是鄂豫边党和红军的主要活动区域。鄂东北道委机关、鄂东北独立团和红军被服厂、后方医院等，都分散在这个地区。

10月28日，陶家河革命根据地和红二十五军军部驻地，受到上官云相指挥的国民党军三个旅又一个团的猛烈进攻。红二十五军据险与敌激战三日，虽然予敌以重大杀伤，但红军也伤亡了二百八十馀人。这时，敌军又调来增援部队，还有飞机助战，红二十五军遂撤出战斗，离开陶家河北上至皖西北老苏区赤南县[1]南溪葛藤山一带活动。

11月4日，省委和军部在南溪葛藤山下的蔡氏祠遇到留在鄂东养伤的红二十五军营政委陈锦秀。陈锦秀奉鄂东北道委[2]之命，装扮成走乡串村的小货郎，送来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的亲笔信。郑位三在信中写道，党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已到鄂东北道委驻地，带来了党中央的重要指示，建议鄂豫皖省委和红二十五军速回鄂东北，研究今后的活动计划。

于是，鄂豫皖省委在向皖西北道委简单地部署工作后，于11月6日晚率红二十五军主力从赤南县南溪葛藤山地区出发西进，开赴鄂东北，连续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于11月11日，到达河南省光山县西南部的花山寨与鄂东北道委会合，见到了中央派来的程子华同志。

程子华，1905年出生于山西省运城市解州镇的一个贫民家庭，1926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考取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于1927年12月参加了广州起义。1929年后，他到国民党军队岳维峻部做兵运工作，成功地发动了大冶兵暴，壮大了鄂东南革命根据地的力量。1931年4月，他到中央苏区工作，历任红军团长、师长、粤赣军区代参谋长，参加了第二次到第五次反"围剿"斗争。1934年6月，中央决定派程子华同志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

红四方面军于1932年10月离开鄂豫皖苏区后，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红二十五军坚持了两年多的游击战争。1933年11月，省委书记沈泽民于鄂东天台山抱病给中央写了一万余字的长篇报告，派成仿吾经上海，在鲁迅帮助下，送往江西苏区瑞金的中央。

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接到成仿吾送来的报告后，决定派程子华到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工作。

1934年6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华苏维埃中央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多次召见程子华。他向程子华指出："当前在鄂豫皖地区，敌人占绝对优势。敌人用碉堡、封锁线，把鄂豫皖根据地不断压缩并分割成几小块。敌人有'追剿'和'堵剿'部队，对我交替地攻击、堵击、追击，我们的根据地缩小了。红军不断伤亡，难以得到补充。根据地发生了人力、物力的严重困难。这样的情况发展下去，如果红军得不到人力、物力的补充，继续削弱，以至被消灭，那么根据地也就没有了。出路在哪里？中央决定了，红二十五军主力要作战略转移，寻求在具备相关条件的地方建立新的革命根据地，这样，主力部队就能得到发展，同时也就能把敌军主力引走，减轻鄂豫皖根据地的压力。留下的部分武装就能长期坚持，也就能保存老根据地。"

中共中央当时一个最大的核心机密，周恩来没有告诉程子华：当时正值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广昌战役失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基于第五次反"围剿"未能成功，经共产国际同意，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问题已正式提出，退出苏区的直接准备已从5月全面开始。长征的计划工作只限于博古、李德、周恩来、洛甫和王稼祥等很少几个人知道。

程子华带着中央的决定和周恩来的指示，于6月离开江西瑞金，经汕头、上海、汉口，于8月28日到达鄂豫皖的罗山、黄陂、孝感边界地区杨店的殷家湾，在何耀榜和便衣队的接应下，由鄂豫皖交通员石健民带领进入鄂东北道委所在地卡房，与中共鄂豫皖省委常委、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会面。郑位三立即给在皖西北地区的省委写信……

11月11日，鄂豫皖省委在光山县花山寨举行第十四次常委会。参加会议的有徐宝珊、吴焕先、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会议传达了程子华带来的党中央有关精神和周恩来的口头指示，讨论今后的行动方针。此时，省委还收到了1934年7月26日《中共中央关于组织抗日先遣队的通知》、7月29日《中共中央书记处给鄂豫皖省委的补充训令》等。会议认为：鄂豫皖军民虽然进行了极其英勇、艰苦的斗争，但是根据地的人力物力被敌人严重摧残，敌我力量过分悬殊。根据中央精神和周恩来同志的指示，省委决定立即率领红二十五军实行战略转移，到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界桐柏山区或伏牛山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同时决定留下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再次组建主力红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苏区的武装斗争。鄂豫皖省委还给未能参加省委会议的高敬亭留下一封指示信，责成他完成重建主力红军并坚持鄂豫皖苏区武装斗争的任务。

高敬亭没有想到，他将会在鄂豫皖未来的红军革命岁月，即以后所说的三年游击战争中起着重要作用。红二十五军也没有想到，一支人数不多的北上抗日第二先遣支队，会"孤军北上做先锋"，率先长征到达陕北。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红军主力分别从江西瑞金、于都地区出发，转移外线"湘西"，当时称这是战略转移。因为最初选定的目标，远远不是最后确定到陕北去建立根据地，当时主要考虑去湘鄂西，与贺龙、萧克的二、六军团会合。"长征"这个词是以后才出现的。

为配合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分散敌军注意力，打乱其部署并牵制其兵力，中央安排了三步棋，这三步棋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准备和长征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步，是调敌。7月6日，红七军团三个师共六千馀人，在军团长寻淮洲率领下，组成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从瑞金出发，经福建向闽浙皖赣边挺进。在赣东北与方志敏的红十军会合后组成红十军团，共一万馀人。然后在红十军团军政委员会主席方志敏、军团长刘畴西领导下北上。此路谓之调敌，以分散中央红军所面临的压力。这支部队于1935年1月在安徽皖南首战谭家桥失利，至皖赣交界处的怀玉山陷入敌军合围，方志敏、刘畴西、胡天桃三位主将被俘牺牲，寻淮洲殉职。

第二步，是探路。8月7日，在湘赣边界地区的红六军团九千七百馀人，在任弼时、萧克、王震率领下，从江西遂川出发，穿湖南，与驻扎在黔、湘、赣、川一带的贺龙红二军团会合。先称为红二、六军团，后改为红二方面军。此路谓之探路。

这两支抗日先遣队，调敌的近乎全军覆没。仅存五百馀人在红十军团参谋长粟裕的率领下突出了重围，在浙东打游击而幸存下来，抗战爆发后编入新四军一支队。探路的红二、六军团后改名红二方面军完成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前期走的是他们探的路，可是湘江之战后放弃去湘西之路。这条路没有成为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最终走向。

第三步，远在中原地区大别山鄂豫皖的红二十五军，既调敌又探路。

红二十五军的西征从决策时间上来说和前两路是一致的。只是程子华到了大别山后中央红军已经开始战略转移了。红二十五军离开大别山西出平汉路后，开始了鄂豫陕甘四省的战略大转移，而且还成建制消灭敌人，建立了根据地。一路作战既调动了敌人，又为中央红军到达陕北探了路，风风火火打到陕北，会合陕北红军，先后进行了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斗，壮大了陕北根据地和红军，为迎接中央和红一、二、四方面军长征胜利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为中国革命立下大功的一群人。

花山寨会议后，红二十五军部队西移至罗山县殷家湾、何家冲一带，整编部队，撤销师一级建制，军直辖二二三团、二二四团、二二五团、手枪团，军部机关设司令部、政治部、经理处、军医院及直属分队等，全军共二千九百馀人；向全军动员的口号是进行"打远游击"和"创建新苏区"；实行轻装，减少不必要的辎重挑担；每人准备三天干粮、两双草鞋。至11月15日，仅仅四天，一支军级大部队的战略转移就全部准备就绪，这是只有无私的中国工农红军才会创造的奇迹。

"程子华同志是从党中央来的。他来时党中央有指示，叫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打远游击，另找地区创造新苏区。"吴政委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停了一会儿，他突然问，"王福明同志来了没有？"

"没有来。年纪大了，怕他过几道封锁线有困难。"何耀榜回答。王福明是鄂东北道苏维埃主席。

"那好，时间不早了，我们到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那里去吧！"

同样是何氏祠的一间大房子，靠墙放着一副担架。墙上挂着一幅当时军政治部工作人员刘华清临摹放大的列宁像。吴政委向躺在担架上的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徐宝珊同志介绍说："这是罗陂孝特委书记徐诚基和副书记何耀榜同志。"

徐宝珊书记因为生病，不能说话，只和他们握手、点头示意。

这时，程子华、徐海东、郑位三、戴季英都走进来了。程子华来时，中央决定让他任参谋长。红二十五军为表现对中央的充分尊重，让他担任军长。徐海东担任7个月的军长后成为副军长。三次让职的"徐老虎"在全军传为佳话。郑位三现为鄂豫皖省委常委、秘书长。戴季英为省委常委、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

吴焕先说："郑位三同志，你对鄂东北比较熟悉，你先谈吧。"

郑位三也很客气地说："吴政委先谈吧。"

"诚基同志、耀榜同志，中共鄂豫皖省委在离开鄂豫皖苏区之前，在花山寨召开了省委第十四次常委会议。会议对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进行了认真分析，决定省委转移后，鄂东北道委书记由道苏维埃主席王福明同志担任。现在的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同志改任省委秘书长，随红二十五军走。我本想多带走几个干部，像你们几位，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不能带了。看大家有什么意见？"

大家都表示没有意见。吴政委才继续讲下去：

"根据中共鄂豫皖省委的指示，现在把地下党的关系和秘密联络点都交给道委和特委。我们留在鄂豫皖的领导机关现有高敬亭领导的皖西北道委会和王福明领导的鄂东北道委会，及其所属的基本健全的地方党组织，但没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机构。要在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的清剿下，继续领导苏区军民进行顽强的斗争，就必须重新建立集中统一的党的领导机构。省委会议做出决定，责成省委常委、皖西北道委书记高敬亭组织鄂豫皖苏区党的新的领导机构，并以红八十二师和地方武装为基础再次组建红二十八军，继续坚持鄂豫皖苏区武装斗争。高敬亭是省委常委，在鄂豫皖工作了七八年，有名望，党内军内都活动得开。这次会议的决议在鄂豫皖省委离开前没有来得及告诉高敬亭，我们给他只留下一封指示信。我们的目标是打远游击，初步决定以平汉铁路以西鄂豫边区的桐柏山和豫西的伏牛山区为行动目标，以图向川陕接近。等我们走后，徐诚基或何耀榜同志组织一个小部队，去皖西找高敬亭同志，传达省委交给你们的任务，并讨论鄂豫皖苏区的组织领导问题。"

吴政委停顿了一会儿，然后转向徐诚基和何耀榜，接着说："我们走后，鄂东北道委除你们这个特委外，还有几个中心县委；王福明同志已经六十多岁，行动很不方便，虽然以他为书记，但工作还是要你们多做。估计我们走后，鄂豫皖的斗争可能更加艰苦，"说到这里，吴政委加重了语气，"你们要以保持革命种子为原则，保存革命力量。便衣队可以设法向白区发展，等伤病员好后，可以组织几百支枪作为机动部队，打游击和配合便衣队活动，但要避免与敌人的正规军作战，主要是对付地主豪绅的民团武装。"

最后，吴焕先还谈到地下党的工作、秘密联络点、经济等问题，并且要他们多加照顾鄂豫皖的红军家属。徐海东、郑位三也都对他们做了许多指示。一直到晚上九点锺，吴政委才说："天色不早了，部队下半夜就要动身出发。你们先回去吧。"

徐诚基、何耀榜站起身来，与省委诸位首长一一握手告别。

吴焕先握着他们的手说："我们北上抗日走了，请你们转告高敬亭和同志们，坚持在大别山，等我们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