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突然撤离，没有任何信息给前方战士，徐向前无不遗憾

红四方面军作为中央红军领导下的一支部队，虽然有其军事行动的自由性和独立性，但是在重大军事行动的选择上，必须向中央请示。即使因为当时情况紧急，来不及请示，过后也是要报告党中央的。但是，张国焘并没有就此关系红军全局的重大行动报请党中央批准，而是私自做出了放弃川陕根据地的决定，是违反组织原则的。这就是造成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以后，张国焘所说的“我们这种驰援行动所招致的，竟是一些不应有的责难”的根本原因。

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虽然有复杂的客观原因，但张国焘在能够与中央保持联系的情况下，不向中央报告，显示出了其独断专行的一面，这也是造成以后红一、四方面军分裂的极为重要的因素。不仅如此，就连红四方面军内部，张国焘也没有与广大指战员进行协商讨论，就秘而不宣地带领留守根据地的红三十三军、地方武装、后方机关、学校、工厂职工等，撤离根据地，可见张国焘独断专行、一手遮天的本性。张国焘的这种性格，在日后给红军带来了更为严重的后果。

有人可能会为此进行辩解，认为张国焘也可能是迫于情况紧急，才出此下策。因为，红四方面军主要将土均在前方作战，无法抽调回来召开会议，统一思想。这个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当时，徐向前确实正在带领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在嘉陵江以西与川军进行激烈交战，但与后方的通信联络还是畅通的。徐向前等前方将士能够始终将战况向后方报告，并在战役结束后，就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多次向张国焘进行电报请示，这就说明通信联络是畅通的。如果情况非常紧急，来不及召开会议是情有可原的，但事先连撤离的任何信息都没有透露给徐向前等前方将士，这在红四方面军内部来说也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张国焘在撤离川陕根据地时，只留下刘子才(时为旺苍县委书记)、赵明恩(时为旺苍县委宣传部长)领导红军一部300馀人，基本上将红四方面军主力全部撤走了，没有留下足够兵力坚持游击战争，致使根据地很快陷于敌手，苏维埃政权遭到彻底破坏。刘湘乘根据地红军西撤，紧急调兵西进，于4月中旬控制了嘉陵江以东广大地区，并步步向西进逼，红四方面军失去了武装斗争赖以依托的根据地，而且处于被敌包围于涪江上游地区的不利态势。

红军撤出苏区后，土豪劣绅也卷土重来，他们变本加厉地对根据地人民实行疯狂的政治迫害和经济上的倒算，使根据地的人民过着悲惨非人的生活。

国民党反动派对川陕苏区人民进行了惨无人道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许多红军掉队人员、苏维埃干部和革命群众被逮捕并惨遭杀害。反动派屠杀人民的方法达到令人发指的境地，致使广大人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许多人无法立足，被迫全家逃亡，有的直到解放后才回来。

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通江县城，原有房屋3200多间，人员3900多口，被反动派烧杀以后，房屋仅存50%，只剩1000多人口。巴中县被反动派杀害的红军家属及红军干部达1218人，仅鱼溪区一地，全家被杀绝的就达到210户。南江长池大恶霸何群兰，一夜之间就杀害了20多个苏维埃干部。宣汉县被杀绝的红军家属达1492户之多。

川陕革命根据地之所以遭到如此惨重的损失，与张国焘在率领红军西撤时，没有留下足够的革命力量有着直接关系。

徐向前后来提到这个问题时，不无遗憾地说，如果把红三十三军留下，情况会好得多。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被留下来的300馀名红军战士，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自1935年4月起，就开始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一直坚持到1940年4月，前后达五年之久。

如果留下1个军的兵力，依托根据地的有利地形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分散展开游击战争，等于是在敌人后方插入一把钢刀，会吸引川军相当一部分兵力的注意力。而且，当地的豪绅地主也不至于猖狂到如此地步，根据地人民群众也不会受到如此惨痛的损失。即使不留下1个军，留下1个师，甚至1个团，情况也会好得多。

红四方面军从强渡嘉陵江起，实际上就开始了长征。前方部队没有再返回川北根据地，而是集中在涪江地区休整。张国焘带着后方部队也随后全部渡过嘉陵江，之后红四方面军陆续向江油集中。此时，江油仍在敌手，红四方面军除留少量兵力监视其行动外，大部队就地休整，发动群众，筹粮扩军。

涪江流域的江油、中坝地区，枕山面水，紧邻川西平原，物产丰富，利于红四方面军休养生息。红四方面军各部队的武器、弹药、粮食、被服、经费等均在此获得较大补充，同川陕根据地后期的日子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以红四方面军总部的电话机工作人员为例，仅在三天就补充进来100多名新兵。因电话机有限，只好把他们分配到部队中去。

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在强渡嘉陵江战役中减员200馀人，但经过补充后，新增近900人，全团人数达1700馀人。其他各部队也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补充。红四方面军将士达8万馀人，再加上从川陕根据地撤出的党政机关人员、医院和学校的所有人员，总计不下10万之众，可谓兵强马壮。

然而，红四方面军所面临的形势也不容乐观。蒋介石已经非常清楚红一、四方面军的战略意图，为防止红一、四方面军会合，蒋介石在其原来兵力部署的基础上，不断调遣兵力，企图以江油、中坝为中心，对红四方面军实施东西堵截、南北夹击。

北面有国民党第三路军胡宗南第二纵队，南面有四川“剿匪”第一路孙震部、第二路邓锡侯大部及第四路李家钰部，东面及东南面，有唐式遵的第五路、王缴绪第六路及邓锡侯一部。各路敌军均按蒋介石的部署，开始了以江油、中坝为中心的围攻。具体行动是，以从苍溪、南部尾随红四方面军而来的刘湘主力王缴绪部13个旅为右路纵队，由罗江地区出绵阳、魏城，沿涪江东岸向彰明、两河口、重华堰进击；以邓锡侯第二十八军和孙震第二十九军各一部为左路纵队，由三台、绵阳出动，沿涪江西岸经香水场、双合场向中坝、江油进攻；以胡宗南部南下青川、平武，配合左、右两纵队的夹击；广元以北的邓锡侯一部南下，向剑阁推进；唐式遵一部守备昭化至闻中一线，防红四方面军东返；邓锡侯另一部封锁土门及北川河谷，防止红四方面军西进；李家钰部防守闻中及其以西左壁垭、店子垭一线，阻止红四方面军南下。蒋介石四面合围的意图再明显不过了，就是企图就地歼灭红四方面军于涪江地区。

同时，中央红军战略转移的行动方向也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以后，摆脱了敌人重兵的围困，巧渡乌江，经贵州、云南一直向川西挺进。

1935年4月29日，中革军委发出《关于野战军速渡金沙江转入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该指示提出：由于两月来的机动，我野战军已取得西向的有利条件，一股追敌已在我侧后，但敌已集中70团以上兵力向我追击，在现在地区我已不便进行较大的作战机动，另一方面金沙江两岸空虚，中央过去决定野战军转入川西，创立苏维埃根据地的根本方针，现在已有实现的可能了。因此政治局决定我野战军应利用目前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消灭敌人，建立起苏区根据地。

为此，红四方面军立即在江油附近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各军的负责同志均参加了此次会议。会上，张国焘向大家解释了红四方面军撤出川陕根据地是为了迎接中央红军北上。两军会合后，要在川西北创造根据地，赤化川、康、陕、甘、青等省。实际上，张国焘这种解释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在张国焘擅自撤离根据地时，中央红军的战略设想是在川滇黔边建立根据地，而不是在川西建立根据地，直到4月底，中央红军才决定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在会上，张国焘还就下一步的红四方面军战略行动提出了如下意见：为打破蒋介石的合围部署，方面军下一步应首先占领北川、茂县、理县、松潘一带地区，背靠西康，做立脚点。他还提出，那带是少数民族杂居地区，应成立苏维埃西北联邦政府，以利开展工作，云云。陈昌浩也发了言。大家没有异议，一致同意按张国焘的意见行动。

至此，红四方面军西进方针正式确定下来。红四方面军制订了“开展与巩固松理茂赤区”的计划，以期首先在岷江流域上游的松潘、理番(今理县)、茂县、慈功(今小金县)、汶川地区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以摆脱当前不利的局面，进而为以后的发展创造条件。

红四方面军指战员一听说总部关于建立川西北根据地、迎接中央红军北上的计划后，个个士气高昂，纷纷准备投入新的战斗。

西进岷江地区，北川、土门所在的一条狭长走廊是必经之路。北川河谷南面，耸立着伏泉山、千佛山、老君山、观音梁子等高山。那里山峰陡峭，东西蜿蜒百馀里，不少地方是悬崖峭壁、深山老林，被人们形象地称为“一山来了一山迎，只堪入画不堪行”，是南扼川西平原、北控北川河谷的天然屏障。土门地处北川河谷中段，是东达北川、西进茂县的要隘。

为打破敌人固守北川河谷的计划，实现“松理茂计划”，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决定发起土门战役。战役主要分两步进行：第一步，首先向南进攻，夺取伏泉山、千佛山、观音梁子，控制北川河谷，造成红四方面军南打成都的态势，调动川军于安县、绵阳一带；第二步，突破土门要隘，主力乘胜西进岷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