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七会议，毛主席十年后谈到仍赞不绝口，蒋介石也向蒋经国感叹

古田会议前夕，国民党当局又调集闽、粤、赣三省 14 个团的兵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所谓“三省会剿”。江西的“会剿”军已由长汀、上杭进到涂坊、旧县，企图向新泉、庙前进攻；福建“会剿”军由龙岩、坎市进到大池和小池，企图向古田进攻。为了打破敌军的“三省会剿”，发展赣南、赣西地区的斗争局面，毛主席、朱德决策率红四军离开闽西、回师赣南。

为什么这样决策呢？毛主席审时度势，深谋远虑，对形势作了全面的分析：一、红四军自5月第二次入闽后，经过7个多月的经营，闽西革命根据地已得到初步巩固；二、赣南和赣西地区的斗争正在开展，需要红军的帮助，且红军给养此时已发生困难，需要积极筹款；三、毛主席认准敌军是跟着红军大队走的，这样就会引开敌军，使“三省会剿”不攻自破，达到保卫和巩固闽西根据地的战略目的。当闽西特委得知红军大队要开走，识不准毛主席的“玄机”，邓子恢给毛主席送来一封急信，信中除通报了闽西苏区军民反“会剿”的准备情况外，同时表示了红军主力走后闽西苏区可能受损失的忧虑，而要求留下一个纵队在闽西游击，帮助地方抗击敌人，巩固刚建立的红色政权。毛主席见信后说：“闽西的同志眼光浅。”他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停留在闽西跟你们走，并当即在信封上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交来人带回。毛主席的意见增强了闽西特委负责人保卫闽西红色区域的信心。果然，红四军大队一走，敌军即跟踪追击而离开了闽西，三省“会剿”就不攻自破了。事实证明，毛主席的这个“八字方针”是完全正确的。

1930年1月上旬，毛主席、朱德率红四军离开闽西、回师赣南。前委的计划是：由朱德率一、三、四纵队先行出发，北击连城筹款，然后经清流、归化、宁化，西越武夷山，入赣南开展游击战争；另由毛主席率前委机关和二纵队同地方赤卫队，在古田及大、小池诱敌，阻击敌军，掩护主力远征，然后寻机撤出战斗，去赣南与大队会合。毛主席的计划完全实现。红军大队一出动，先是担任“会剿”军主力的江西敌军金汉鼎（“会剿”军总指挥）发觉红军业已入赣，其后方基地受到威胁，乃火速将其兵力由闽西向江西回撤，以防堵红军人赣；粤敌陈维远见状，怕自己的军队受到损失，乃赶快撤兵回广东；闽敌刘和鼎则因福州政变，亦急速开回福州。于是，喧嚣一时的“三省会剿”真的不攻自破，黯然收场了。红四军回师赣南，不仅达到了“离开闽西，巩固闽西”的战略预期目的，而且在赣南分兵到各县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大大促进了赣南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毛主席的“离开闽西，巩固闽西” 和发展赣南的战略目的完全实现。这就是毛主席在军事战略上的高明之处。兵法所云：“谋定而后动”；又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毛主席此举是也。

红四军大队回师赣南后，毛主席在认真分析国内形势、进行社会调查和总结红军战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主持召开了两次会议，作出了两大决策。两次会议就是史上著名的“二七会议”和“楼梯岭会议”；两大决策是，“二七会议”决定成立以毛主席为书记的“共同前委”，并决定攻打赣州，以实现“江西一省首先胜利”的设想；“楼梯岭会议”决定放弃攻打赣州，确定了红四军新的“工作路线”和“工作方针”。这两次会议、作出的两大决策，对于发展壮大红军、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具有决定性作用。

过去的党史书籍和党史文章对这两次会议和两大决策叙述甚少，这就凸显不出毛主席为实现他的“农村中心”思想、特别是“江西一省首先胜利”所表于出来的伟大智慧和果敢行动。

红四军回师赣南后，分别占领了江西的宁都、永丰等县城，1月23日，毛主席、朱德分别率领的四个纵队在宁都东韶会合，全军指挥中心设在永丰藤田。

这时，全国的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蒋、冯、阎之间的大混战爆发在即，两广军阀混战仍然相持不下，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危机重重。而江西方面，敌军力量相对较弱，原先统治江西的滇系军阀朱培德已离开江西，湖南军阀鲁涤平接任国民党江西省主席，而仍滞留江西的滇系军队与湘系军队时有矛盾发生。在这种局势下，毛主席认定“全国有一省或两省首先胜利夺取政权之可能，在南方各省中，我们以为首先胜利的省份便是江西，江西的主客观条件都有这种可能。”

为准备实现“江西一省首先胜利”，毛主席和朱德作了很多努力，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这主要是：召开“二七会议”，成立共同前委；召开楼梯领会议，明确确定工作路线和工作方针，首先为扩大赣南、闽西根据地，进一步为实现“江西一省首先胜利”而斗争。

关于“二七会议”。

1930 年1 月底，毛主席在永丰藤田红四军指挥部分别给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红五军军委及江西红二、红四团发出一封长信，说明目前时局及应计划夺取江西的任务，提议于是年2月10 日在吉安东固召开联席会议，讨论这一问题。恰在这时，中共赣西特委和新成立的红六军军长黄公略得知红四军到了永丰藤田，即派出代表前来向红四军前委报告赣西情况，并告知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即张怀万）和赣西党组织领导人在指导赣西斗争的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的歧见，请求前委帮助解决。

红四军前委听取了赣西南特委代表报告后，决定将拟于2月 10 日召开的军队和地方的联席会议，加上红六军军委（红二、红四团已编入红六军），提前到 6日召开，开会地点定在吉安县陂头村。通知发出后，红四军前委派出由前委书记毛主席和前委委员宋裕和、前委候补委员熊寿祺组成的前委代表团，前往陂头参加联席会议。与此同时，前委还决定派陈毅和宋裕和前往赣西协助黄公略组编红六军，并任命陈毅为红六军政治委员兼军委书记。陈毅从此离开了红四军，稍后改任江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1930年2月6日至9日，联席会议在吉安县陂头村召开。因会议在2月7日正式举行，故史称“二七会议”，也称陂头会议。出席会议的除前委代表团外，有赣西特委代表刘士奇、曾山等5人；红六军军委代表黄公略等4 人；红五军因赣江阻隔，代表不能过河与会，彭德怀、滕代远委托黄公略等代表五军参加会议；赣西各行委、县（区）委负责同志及红六军各纵队负责人等共50馀人。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也参加了会议。赣南的代表团因途中受阻，未能赶上开会。

“二七会议”由红四军前委书记毛主席主持。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扩大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地方武装，深入土地革命。毛主席作关于政治形势和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分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的形势，讨论了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等问题。会议认为，江西反动派内部矛盾加剧，赣西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江西有“首先胜利夺取全省政权之可能”，认为：“中国苏维埃将继俄国苏维埃而出现，成为世界苏维埃的有力支柱。而中国之内首先出现的将是江西苏维埃。因为江西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比各省要成熟。”

这个计划，毛主席从给中央的“四五复信”到这次“二七会议”及其以后的一段时间，都一直在坚持。有人认为，这和随后“左”倾中央提出的“一省数省首先胜利”的策略路线是一致的。毛主席的这个战略设想，是从下井冈山以来，一年多在赣南、闽西来回游击的实际考察，根据江西省的主客观情况而提出的。上述“四五复信”和“二七会议”的分析，将他的这略设想说得很清楚，因为根据当时红军的集中力量和农民群众也已经广泛发动起来了的情况，以及江西敌军兵力薄弱的情况，在江西已经可以实行“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了。如果军阀混战不停顿，如果中央的政策路线向毛主席这方面倾斜，那么，可以相信毛主席的这个战略计划是很可能实现的。但是，情况不能如毛主席的意愿向前发展，不仅军阀混战时起时停，而特别是中共中央的战略策略一错再错，对毛主席的这一战略设想不断地进行干扰；而国民党的战略调整，也使毛主席的计划遇到了阻碍。毛主席随后就不得不放弃了这个设想，而完全投入了大力创造农村根据地的斗争，实现他的“农村包围城市”的更科学、更大范围的战略路线了。

联席会议取得的主要成果是： 明确提出了赣西南党当前的主要任务是： ①扩大苏维埃区域，特别是提出夺取江西全省的口号；②深入土地革命；③扩大工农武装。会议同时确定了“攻打吉安”的总目标和行动部署；讨论并制定了《赣西南土地法》（即“二七土地法”）；要求各武装割据区域都必须迅速建立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大力发展壮大地方革命武装。

联席会议批评了江西省委巡视员江汉波的迟迟不分配土地、不废除债务、不武装工农和按劳动力与耕作能力分配土地的右倾错误，指出这种分配土地的办法是不利于贫农而利于富农的。会议肯定了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的办法。会议通过的赣西南《土地法》，明确规定，“分田以抽多补少为原则”“男女老幼平均分配”。明确指示土地革命是一要分二要快。

联席会议统一了这块广大地区的党的领导。会议决定，组成红四、红五、红六军和赣西、赣南、闽西、东江、湘赣边等赤色区域的党的共同前委，由毛主席、朱德、李文林、彭德怀、黄公略、刘士奇等 17 人组成，毛主席、朱德、曾山、刘士奇、潘星元5人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以毛主席为书记；并将赣西、赣南、湘赣边三个特委合并为赣西南特委，指定刘士奇等为临时负责人。

联席会议还决定重新成立红四军军委，领导全军的工作；指定潘星元为军委书记（未到职），军委委员有： 朱德、潘星元、林彪、熊寿祺、伍仲豪等和士兵代表数人。

“二七会议”的召开，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毛主席的直接指导下，会议不仅正确地分析了当前国际国内和赣西南的政治形势，明确提出了赣西南地区革命斗争的任务和目标，制订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指明了赣西南党和人民斗争的前进方向，统一了党内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而且，还建立了一个新的、坚强有力的能适应革命斗争迅猛发展需要的党的领导机构——“共同前委”。这对于推动赣西南地区革命斗争迅速开创新的局面，起到了十分重要而显著的作用。

成立“共同前委”，是这次联席会议最重要的成果。这一决定作用重大，意深远，使毛主席首次成为赣南、闽西广大地区党、政、军的最高领导人，这就更便于使他的“农村中心”思想和开创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略决策，得以统一而顺利地实现。

“二七会议”的直接成果，是会后赣南、闽西地区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农民群众的极大地发动。

在毛主席的指导下，按照《二七土地法》的统一规定，在赣南的兴国等6个县的全境和永丰等县，以及闽西的部分地区，轰轰烈烈地全面展开了分田运动。经过土地制度的改革，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内真正出现了一场农村的社会大变动，社会结构和阶级关系都发生根本变化。广大贫苦农民分得了他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土地以后，热烈地拥护共产党和工农红军，极大地调动了他们支援革命，战争、保卫和建设革命根据地的积极性。

农民群众的真正发动，是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能在大革命失败后极端艰难的环境中能得到坚持和发展的根本原因所在。

十多年后，毛主席同斯诺谈到“二七会议”确定的纲领时仍赞不绝口：“对于这个新的纲领，农民报以热烈的拥护，这有助于我们在后来的几个月中打败国民党军队围剿的斗争。”

土地革命的深入开展，又推动了红色政权的普遍建立。到3 月中旬，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也成立起来。这样，便基本上实现了前委在上年3月 20 日给中央的报告中提出的公开割据闽赣边界20馀县的计划，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多年以后，僻处台湾的蒋介石，这样对其子蒋经国说：毛泽东沾了农民的，他把中国农民都鼓动了起来，而农民原本是最容易被鼓动、被利用的。不是毛泽东打败了我，而是我输给了中国的农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