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怎么上台的？俄文学得好，条条记得多，共产国际代表秘密来华

王明，1925 年入党，同年秋被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他读过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单纯从理论上讲应该承认水平是很高的。但他只是熟记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条条，基本上不了解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而且对此似乎也不感兴趣。在校时，他颇受校长米夫的器重。因为他俄文学得好，条条记得多，被米夫送进苏联红色教授学院重点培养。

1929 年 4 月他由莫斯科回到上海，以会受到重用；但中共中央认为他没有实际工作经验，让他到基层锻炼，先后到中共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红旗》报编辑部、中央宣传部以及全国总工会等门工作。王明十分不满，深感失落。随后，他曾在《红旗》、《布尔什维克》等报刊上发表过许多文章，系统地宣传他的“左”的思想和主张。李立三领导党中央时期，王明、博古等曾提出过一些不同意见，受到李立三中央的处分：王明留党察看半年，博古等严重警告。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李立三的错误，但是，对王明等人的行动并无肯定，也未取消李立三中央对他们的处分。他们开始对三全会的各项报告都表示赞同，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他们到苏区去参加实际工作，他们也表示接受，并已经准备动身前往。但正在此时，他们提前得知了共产国际“十月来信”批评三中全会的内容，不但拒绝前往苏区，而且结合一部分人掀起了大反三中全会的风潮。

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是严厉批评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共中央在对待“立三路线”上的所谓“错误”的。

共产国际对李立三错误的态度，开始是比较温和的，说它只是“个别错误”即不是“路线错误”，而只是“个别策略错误”，瞿秋白、周恩来正是按这个调来处理李立三的错误的；但是，事隔两个月，共产国际调子大变，硬说李立三是“路线错误”，并指责三中全会（瞿秋白、周恩来）是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

共产国际的态度为什么会有这样 180 度的大转弯呢？说来颇是耐人寻味。共产国际在指派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后，随后却得知了李立三在8 月1日和 3 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几次讲话。于是，态度立刻大变。李立三到底讲了些什么，惹得共产国际如此大动肝火呢？

原来6 月11 日决议报送共产国际后，7月中旬中共中央又以总书记向忠发的名义致书共产国际主席团，声言“决定组织南京兵士暴动，同时组织上海的总同盟罢工，并力争武汉暴动首先胜利，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并要求“国际动员各国支部保护中国革命运动，特别联共的积极援助，并派大批政治军事人才前来加紧指导工作”。共产国际及时回电中共中央政治局，批评“中国党的目下路线是盲动精神”，认为目前“中国党本身的组织力量太弱，不能领导工人群众的暴动”，因而不同意这一布置，要求中共中央停止执行6 月11日决议。应该承认，共产国际这个指示意见是正确的。但满怀激情、正准备大干一番的李立三看电后，很不满意国际的指示。他在 8月1日的政治局会议上，首先发言说：“国际不了解目前革命发展的形势，并且没有了解中国革命的总趋势。”接着在8月 3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李立三又作了长篇发言，要求共产国际应以“保护中国革命”的口号“积极动员各国”配合中国革命，苏联“必须出兵援助中国革命”，并与世界帝国主义决战；还声言“在占领武汉之后，就可以用另外的方式去和共产国际说话了”。

李立三的口气的确过于狂傲，他把中国革命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了，并俨然“指导”起共产国际和苏联的工作来，要求他们要这样那样。共产党哪里能够容忍小小的李立三如此对它指手画脚！它当然会勃然大怒，大劫肝火。

10 月间，共产国际立即给中共中央写信（即历史上有名的“十月来信”），一改以前的温和态度，而以严厉的口气直接指出了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来信说：李立三所犯的错误，并不是什么“在时局底估计和策略任务底认识方面有次要的不同意见”，而“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是用假冒的‘左'的空谈遮着自己的消极性，而在实质上却是机会主义的立场”。要求中共中央“必须向所有的积极党员，十分明白地用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自我批评态度，去解释这两条政治路线底实质，说明立三路线彻底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实质，而把党员团结在正确的布尔什维克路线底周围。”并且公然指责六届三中全会没有揭发李立三的“路线错误”的实质，是“调和主义”。

由于国际来信的权威推动，一时在党内造成了“立三反国际”和“三中全会包庇立三”、“是调和主义”的舆论，要求“公开辩论立三路线”，等等。而从此以后，“立三路线”的大帽子就满天飞了——“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就是“彻底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路线。

中共中央还没有收到共产国际的“十月来信”时，王明等却从新近由苏联回国的沈泽民、夏曦、陈昌浩、何凯丰、李竹声等留学生那里，得知了共产国“十月来信”严厉批评三中全会和其后的中共中央的内容。于是他们就不肯了，不仅拒绝本已接受的去苏区参加实际工作的组织分配，而且四处串连，结合一部分人，私底下将国际来信广泛传播，以“反立三路线”为名，积极反对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党中央，一时掀起了反三中全会及其以后的中央的猛烈风潮，在党内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他们是想借此机会，在共产国际的扶持下，获得在党内的理想地位。

中共中央周恩来等当时还不知道国际来信的事，以为这只是王明等拒绝前往苏区的借口。直到11月16 日，中共中央才收到国际十月来信。为制止王明等人的错误行为，争取党内大多数人对三中全会路线的拥护，周恩来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多方解释说明：“党的总路线是与国际一致的”，并承认中央有“调和态度”，同时认为“在党内‘公开辩论'立三同志路线问题是不适宜的——现在对于党正是很困难的时候”，“因此决定关于立三同志路线只限于解释工作”，并当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来研究解决这一问题。

周恩来并四处奔走，找人谈话，舌敝唇焦，心急如焚，想制止这种错误风潮的蔓延。而反三中全会的风潮已经形成，无法挽回了。

正在斗争的关键时刻，12 月中旬，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王明等人的“米夫突然以共产国际代表身份秘密来华。此人以“钦差大臣”自居，他竟然不是先见中共中央领导人，传达研究国际指示，而是分别会见王明、罗章龙、徐锡根、余飞、王克全等反三中全会的一些人，在谈话中批评三中全会和11 月 25 日《中央政治局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否决召开紧急会议，提出召开四中全会，中心是反右倾。这种非常规行为，完全违背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原则，在党内就是一种非法的小组织活动的反党的行为。共产国际的许多代表，打着国际共产主义的旗号，往往做的却是反国际共产主义的事情，他们在中国党内，为所欲为，颐指气使，完全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组织原则置之脑后。这种行为，应当受到历史的谴责！

这个米夫到上海后，中央政治局在 12 月 23日召开会议。周恩来在会上发言强调说：三中全会是合法的。党（ 应是共产国际）要立三退出政治局，即是表明要负政治责任，但这不能用到多方面去，因为这不是“大兴党狱”，而是要同志负起责任来纠正自己的错误。现在不能说党中央不能负起反立三路线的责任，如果口头上说得很“左”，而事实上又不进行积极的反立三路，而使工作停顿下来，这是极不应当的。——周恩来这个发言，是当着米夫的面说的，义正词严，代表了正直的中国共产党人的心声： 一是反对搞‘大兴党'，借反立三路线，打击一大片；二是实际批评了王明等人是“口头上说得很左”，实际上是造成了党的“工作停顿下来”的局面，他们的行为“是极不应当的”。

以共产国际代表、“钦差大臣”自居的米夫，哪里能听得进去！在他的操纵，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与会37人，有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22人，列席会议15人，而谁能参加、谁不能参加，均由米夫圈定。更有甚者，米夫竟在会前起草好了《四中全会决议案》。这个决议案说：“立三主义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右倾依然是党内目前主要危险”。强调要“引进反立三主义的斗争之中拥护国际路线的同志到中央委员会里来”。

按照这位“钦差大臣”的意旨，四中全会通过了米夫圈定的以远东局名义提出的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的名单。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三人退出政治局，李维汉、贺昌两人退出中央委员会。在米夫的压力下，原来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还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远东局还提出王明为候补常委，周恩来则提议王明仍做江南省委（即江苏省委）书记，算是软定了米夫和远东局。会议决定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常委，陈郁、罗福坦、徐锡根为候补常委。王明未能达到进入常委的目的。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意图和四中全会的决议，米夫在中国驻留半年左右的时间，一些大政方针主要是按这位“钦差大臣”的意旨来决定的。

这样，六届四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的领导权，实际上由得到米夫全力支持的王明所操纵。

王明就是这样上台的。

六届四中全会的召开，在党的历史上没有起任何积极的作用。全会虽然宣称要比三中全会更彻底地反对“立三路线”的盲动主义，但它的决议却宣布“立三路线”的实质“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并且要求在反“右倾”的前提下，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样，四中全会就成为以王明为主要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共中央占据统治地位的开始。

李立三的错误明明是“左”的，为什么王明反而认为它是右的呢？这主要是因为王明的许多看法比李立三等更“左”。李立三主张中国革命要以城市的工人暴动为主，王明同样坚持城市中心的观点。四中全会以后，完全代表共产国际（联共（布））主张的王明“左”倾教条主义方针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的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他们对怀疑、不满意或者不支持他们的同志，动辄扣上“立三路线”、“右倾机会主义”、“富农路线”、“两面派”等大帽子，加以“残酷斗争”。他们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使大批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干部受到诬蔑和伤害，给党造成了重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