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有一桩逸闻在北京传开——开国将领刘伯承对外宣称：“我死了之后，只要邓小平主持我的追悼会，不然我绝对不进八宝山，让我儿子把尸体扔到荒郊野外好了”。

这时的邓小平已经被打成“全国最大的走资派”，失去了一切职务。刘伯承不久后也缠绵病榻，不能自理。

十馀年后，1986年10月7日，刘伯承在北京逝世，享年94岁。葬礼上，已经成为国家领导人的邓小平最先到达，平时喜怒不形于色的他，望着刘伯承的遗体，流下沉痛的泪水。

10月16日，刘伯承的追悼会如他生前所愿，由他挚爱的老战友、好兄弟邓小平来主持。

十三年搭档 默契十足

刘伯承与邓小平成为战友，是在抗日战争期间。1938年1月，邓小平加入129师任政委，与担任师长的刘伯承搭伙，他们共同参与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随后一起辗转大半个中国，留下了“刘邓”的佳话。

他们两个能相处融洽，着实令人意外。

背景上，刘伯承是旧式军人，24岁就被打瞎一只眼，瘸了一条腿，凭借老辣的眼光和丰富的军事经验叱咤疆场。

邓小平则是留洋派，是实打实的知识分子。刘伯承与邓小平共事时已经46岁，邓小平只有34岁，二人都属龙，刘伯承比邓大了整整一轮。

年龄的差异，反而让他们沟通得更自在。刘伯承温和持重、爱军爱民，邓小平严肃尖锐、不苟言笑，二人在工作上一个主管军事，一个主管政治，从性格到作风都能互补。

一次，队内的通讯设施需要向村民借车搬运，刘伯承看过设备，认为只需借五辆大车，结果队里借来25辆，刘大怒，召集干部训话：“这是破坏军民关系，群众会有意见的！”

干部都很不服，在底下小声嘀咕：“这不是邓政委管的事吗？刘师长生这么大的气管用吗？”

邓小平知道这件事，主动站到台下接受批评，等刘伯承训完话，他才开口道：“师长说的，是涉及军民团结的大事，是一场及时雨，把我们发热的头脑浇醒了。”

这件事让众人知道刘邓二人之间的信任，后来129师形成非常积极良好的氛围，互帮互助、团结一致，离不开刘邓的表率作用。

其中一个部下还记得，有一次作战会议开到深夜，刘邓二人凑在地图前商讨部队移动路线，屋子里光线昏暗，地图上的字又小，刘伯承眼睛不好，邓小平就拿手举着蜡烛，刘伯承指到哪，邓小平的灯光就移动到哪，还帮刘伯承把地名念出来。

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为人民解放战争带来了关键性的转折。当时，毛主席采取“蘑菇战术”，想先把20万敌军磨得筋疲力尽，再徐徐图之。

为了打破敌人的重点进攻，我方也需要采取战略进攻。毛主席致电刘邓，让二人率军渡过黄河、挺进中原。

这一道天堑，刘邓率领12万馀人，一举通过。随后，蒋军察觉敌情，立即追击刘邓大军，企图在黄河附近“围剿”。

这时，刘邓做出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舍弃后方，直进大别山，以无后方的千里跃进式进攻，深入国民党统治区，抓住敌人命门。

这一举动，可以说是扭转了整个战争局势。大别山是国民党的军事要塞，也是整个战局的重中之重。

占领大别山，解放军就可以切断国民党军三条重要交通线，同时制约长三角，也与中原相连。刘邓这一击，使得战局从此彻底改变，全国战略性进攻的序幕就此拉开。

刘邓二人在战斗中配合默契，想法上彼此相似，感情上互相信任，如果下属拿刘伯承说过的话请示邓小平，邓一定会回答“按师长说的办”，同样，若是有人拿邓小平的话向刘请示，刘也会说：“政委的话，就是决定，立即执行”。

军中下达指令时，通常都以“刘邓”二字署名，有人甚至以为刘邓是同一个人。许多重大的作战方案和重要的战役，都是二人共同制定、指挥的。后来有下属说，刘邓之间是插不进顿号的。

从晋级鲁豫野战军到中原野战军、第二野战军，刘邓二人共事13年，一起走过了中国的半壁江山。

兄弟情深 “刘邓”不分

刘邓的情谊，不仅仅是战友情，也是兄弟情。身为兄长，刘伯承在工作和生活上都对年轻的邓小平十分照顾。

1942年，邓小平去太岳、中条山检查工作。知道路上可能被敌军侵袭，刘伯承深感不安，送了邓小平一程又一程。

邓小平走远后，刘伯承还嘱咐参谋长，邓小平经过每一站，都要把接送情况报告给他：“现在敌人扫荡很频繁，我们对邓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证”。

一天晚上，刘伯承接到邓小平要经过白晋线的情报。那是日军的重点防御区，刘伯承担心得睡不着觉，一直在值班室等下一封电报。

看到两个值班人员陪着自己，刘还专门握着二人的手，把他们送进休息室，自己一人苦等。直到邓小平安全通过的电报传来，刘伯承才能睡一个好觉。

在日常工作时，邓小平也体谅年纪大、身体弱的刘伯承。刘早年打仗落下一身病，邓小平就主动把耗费心神的案头工作揽过来，包括电报签发、报告撰写等，尽量减轻刘伯承的身体负担。

邓小平的婚礼，刘伯承是证婚人之一。婚礼当天，邓小平作为新郎，照例被灌酒。谁都没想到，堂堂的政委居然没喝多少就醉倒在榻上，一睡不起。

其实，刘伯承偷偷把邓小平杯中的白酒换成了白开水，他怕邓小平喝多了在大家面前闹笑话，就这样悄悄地关照他。

1944年，邓小平的长子出生在山西的革命根据地。直到两岁时，还一直只有一个小名“胖胖”。

胖胖后来被接到一二九师，妻子问邓小平，孩子的大名该叫什么？邓小平想了想，说要不就叫“太行”吧。

一旁的刘伯承哈哈大笑，原来他的长子恰好就取名叫“刘太行”。他的儿子在家正好排“太”字辈，为了不重名，邓小平只得让步。

胖胖到底该叫什么呢？邓小平笑着说：“师长，你的儿子占了我们的名字，你得给胖胖起个新名字。”

刘伯承沉吟一会，在院子里的小方桌上，用毛笔写下“朴实方正”四个字。邓朴方的名字，由此而来。

刘邓拆伙，发生在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彭德怀作为将领出战。刘伯承知道，自己身体素质有限，在战场上最辉煌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如今人民解放军虽然战斗力强，但有一身粗陋习气，军种单一、配备落后、游击习气重。刘伯承想改掉这些陋习。

此时，中央正在筹备创建陆军大学，刘伯承写信毛遂自荐，愿意辞去职务，参加陆军大学的建造。

在做出决定之前，刘伯承第一个找的人是邓小平。邓小平得知此事，表示支持。他知道刘伯承一直认为“治军”需要先“治校”，因此虽有不舍，也只能说一句“看来你与教书先生有缘”，送别老友。

毛泽东得知刘伯承自荐，深受感动，让邓小平暂时接替刘伯承在西南的工作，安排他尽快去北京。

由此，十三年的刘邓之路，走到了尽头。

政坛磨难 遥相挂念

分离之后，刘与邓分别经历了严酷的政治磨难。1958年，中央开始对“军事教条主义”进行批判，刘伯承成为众矢之的。

不久后的军委扩大会议，讨论刘伯承的问题，邓小平也在。他知道刘伯承早年打仗落下了一身伤病，经常写信询问他的状况。刘曾给邓回信，形容自己的身体情况“像一部难好易翻的破车”。

他告诉邓小平，自己时常流泪流到晕眩，眼疾十分严重。

因此，邓小平知道刘伯承一来参加会议就进了医院，万分忧心。

在军委扩大会议小组长会议上，为了维护刘伯承，他不惜在毛主席讲话时插嘴：“让刘伯承好好休息，可以不来参加会议做检讨，表个态度就可以了。”

会议当天，刘伯承肩负着干部自觉，不顾旁人劝阻，硬要亲自参加。邓小平于是在门口迎接，两位老战友一见面，就紧紧握住了手，热泪盈眶。

后来，邓小平多次提起，这次会议是错误的。刘伯承逝世后，邓还在悼文中提到：“一九五八年批判他搞教条主义，那是不公正的。”

当年的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向毛主席积极争取，保住了刘伯承中央局政治委员的职务。只可惜在十年浩劫期间，这个职务还是被取消了。

1972年，刘伯承双目彻底失明，长期住院。隔年他丧失了思维能力，1975年丧失自理能力。

此时的邓小平，正在经历人生的大起大落。被下放到江西的一个小县城，开始在拖拉机修造厂工作。

年迈的刘伯承赋闲在家，只能和偶尔上门探望的老友陈毅聊聊天。陈毅登门时，刘伯承感慨，自己眼睛不好使，耳朵却越发灵敏，不知小平现在怎样？

陈毅叹一口气，告诉他，邓小平的情况也不太好。刘伯承十分焦急，但自己已然老眼昏花，无计可施。

1972年，邓小平致信毛主席，希望自己恢复工作。主席思索良久，在惜才之心下，答应了他的请求。

邓小平回到中央不过三年，又被撤销了一切职务。此时，刘伯承的好友陈毅已经去世，在巨大的打击之下，刘伯承痛哭流涕，最终也支撑不住，倒在病床上。

1975年，刘伯承在神志不清中，对来看望自己的华国锋说出“必须让邓小平主持追悼会”的话。

此言一出，恰合民众对邓小平的呼声，国家的确需要一位谋略奇高的领导。

1977年，邓小平再次复出，改革开放的春风洒向了中国，邓小平也当上了最高领导人。刘伯承人生的最后几年，邓小平经常去病床前探望他。

1982年，中央发表了《给刘伯承同志的致敬信》，信中回顾了刘伯承几十年来身为军事人才，在战争中令人敬佩的表现，肯定了刘伯承一生为党和人民作出的贡献，对刘的工作表示怀念与敬佩。

1986年，刘伯承与世长辞。在所有宾客中，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最先带领妻儿抵达会场，邓朴方也一同来送别这位给自己起名的老人。

在葬礼上，邓小平向刘伯承的遗体三鞠躬，一段沉重而长久地凝视过后，泪水爬满了他的脸。

刘伯承的一生充满了坎坷和波折，年纪轻轻就因战争伤痕累累，在没有麻醉的情况下，任医生给自己割下一只眼。

受过千万种伤，他最重视的，依然是疆场。10月21日，家属遵照刘伯承的遗嘱，把他的骨灰全都洒向了他战斗过的地方。

就在同一天，邓小平发表了《悼伯承》。他在这篇悼文里全面回顾了刘伯承的一生，总结他的军事、政治才能以及优秀的品德，称他有坚强的党性，是一名真正的共产党人。

他特意提到：“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刘邓传奇，就此永久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