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野蛮”走向“文明”:秦汉时期,中华文明的春风吹拂了日本
当西汉在朝鲜半岛北部建置乐浪那的时候,日本还处在原始氏族社会的后期。它的历史起程要比中国晚得多,通过朝鲜半岛的媒介,文明的春风逐渐吹拂了日本列岛的大地,中国的物质和精神文明促进了日本社会的变化。
传说,秦始皇派徐福下海采灵药到了日本,未必可信,但作为古老关系的一种美谈,已经流传甚久。日本也有后人附会的徐福墓,以附此说。秦代有否遗使或商人去日本,并无确切资料,但秦代关于日本的传闻,应该说是有的。汉代和日本列岛的往来,则为史实所肯定。
《汉书》说:“夫乐浪海中(朝鲜半岛的外海)有倭人,分为百馀国,以岁时来献见之。”说明西汉时期,日本已每年按时来使“献见之”。所谓“献见之”,就是官方易货。
西汉时,日本的来使还只是地方部落首领的代表,并不是统一的国家。
沉睡多年的日本列岛,一直处于荒漠孤立的状态,中国是它遇到的第一个文明之源。所以日本的著名史学家井上清说:“直到公元三世纪,当时日本社会几乎还是完全孤立在列岛上。从那以后,通过朝鲜,接触了中国的文明,在中国文明的影响下,到公元四世纪至五世纪,就渡过了野蛮阶段,进入了文明阶段。”
这个阶段大致是我国的东汉三国两晋时期,一方面是中国文明的影响,更重要的是日本人民敢于吸收外来文明,善于学习。日本历史的明显特点之一,是善于学习他人的先进而促进自己的进步。无论从古代的建国,到战后的复兴,都有这个基本传统。
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国使者((实际是一位部落方国的代表)从日本来到了朝鲜半岛北部的乐浪那,要与东汉政府建立关系,由乐浪郡的中国官员陪同来到京师洛阳。汉光武帝接受了这种要求,并给予“汉倭奴国王”的金印和其他珍贵物品带回日本,标志了中日两国间政府关系的建立。这个金印长期为日本所珍视,中间曾一度失落,后在江户时期,于今福冈县的志贺岛被发现。实际上,当时接受金印的是部落联盟的首领。汉光武帝时,日本还没有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邪马台是日本史上第一个雏型的国家。公元238年,邪马台女王卑弥呼到曹魏的洛阳,献来倭人十名,麻制的班色布二匹,可见日本这时还只是一个奴隶制雏形的国家。曹魏给予大批丝绸锦缎、毛织物、刀、镜、铅等日本需要的物资,并封卑弥呼为“事魏亲王”。
当然,这种封号只是友好关系的象征。邪马台国究在什么地方,日本史学家曾有过激烈的争论。多数史学家认为在近代的大和,今天日语的“大和”发音,就是“邪马台”。
应该说,中国历史记载的日本邪马台,也就是日本大和民族国家的雏形。按日本史学家井上清的说法,这个雏形国家还处在“野蛮时期”。
日本是一个外向性的国家,向邻近大陆扩张,是它历史的另一个不光彩的特点。早在公元四世纪的奴隶制王国时期,日本的倭王即向朝鲜用兵,但因朝鲜历来与中国保持良好关系,经常要求中国支援他们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故日本的侵朝势力,常被遏制住。日本政界的有识之士,也多主张与中国友好,发展中日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友邦朝鲜,就得持郑重态度。
南北朝期间,日本和南朝保持着密切的经济文化关系,曾多次渡东海入长江到建康,朝见南朝。公元430年,倭王珍要求刘宋王朝授予他都督日本、朝鲜诸军事的安东大将军称号。但刘宋王朝本着中朝的友谊传统,尊重朝鲜的主权,不同意日本国王之请,只准授予他“安东将军、倭国王”,不准他干涉朝鲜。
公元五世纪,日本从“野蛮阶段”进入到“文明阶段”的历史进程中,加强了和中国南朝的关系,不仅在物质上进行交流,而且输入中国的文化。公元421年,倭王赞遣使来朝,要求发展这方面的交流,皇太子菟道稚郎子开始学习中国的儒家经典《论语》,儒学开始在日本传播。
汉魏以来,日本虽不断从中国进口各类物品,但因彼此差距很大,中国产品大多为日本未能生产的,且交通困难,来之不易,因此中国货物到了日本,就被视为珍品。青铜镜、勾玉和铁剑,秦汉时已是普通之物,到了日本,却视为极贵重之物而作为天皇权威象征的三种“神器”,相当于我国古代代表皇权象征的“九鼎”。
在中国的经济文化影响下,公元五世纪日本的治铁、养蚕等技术,都有了很快的进步,社会正向着“文明”阶段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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