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蒋介石斗争中，我党犯过数次错误，都是一个原因，纠正后未再犯

28年在与国民党蒋介石斗争的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有过数次由于犯"左"的和右的错误而痛失大好革命局面的沉痛教训。

第一次是大革命时期。

1924年至1927年，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实现了第一次成功合作，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这次合作的成功，首先是中国共产党认识到，要使革命取得成功，不但要把全国工人、农民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进行斗争，还要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阵线。为此，中共二大改变一大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通过了《关于"民主的联合阵线"的决议案》，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提出的关于统一战线的思想和主张，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

其次，孙中山在率领国民党进行资产阶级革命中，逐渐认识到，国民党虽然人数很多，但组织松散，脱离群众，软弱无力；孙中山本人虽然在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在人们心目中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象征，并且已经在南方建立起革命根据地，竖起了国民革命的大旗，但却几经挫折，屡屡不能成功。孙中山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受到启示，看到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同帝国主义根本对立的新兴力量，五四运动和正在兴起的中国工人运动具有辛亥革命所不曾有过的特点，中国共产党虽然人数不多，但朝气蓬勃，给中国革命带来新的希望。这使孙中山决定同苏联政府合作，同中国共产党合作，以重新改造国民党。

为了促成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实现，中国共产党放弃了原来设计的国共两党以平等地位实行党外合作的主张，改为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实行合作的方式。这就是说，这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为了大局是作出了一定牺牲的。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帮助国民党改组、动员共产党员和革命青年加入国民党、扩大国民党组织，特别是为第一次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次国共合作的成功，从中国共产党来看，改变了秘密活动的状况，得以合法身份公开从事革命活动，这就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工农群众中影响迅速扩大，并得到很大发展。党的一大召开时，只有50多名党员；二大后到三大前，发展党员225人，新成立的地方组织，湖南有13个支部、北京有7个支部、广东有4个支部，在长沙、山东、成都、唐山、杭州、莫斯科成立了党的地委、特委、总支、支部等。三大后实行国共合作的不到4年时间，党员人数发展到5.8万多人；共青团员也发展到3.5万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着湖南、湖北、江浙、广东、北方、江西、河南、陕甘等8个区委和山东、福建、南满、北满、安徽、四川等6个地委。并拥有280馀万工人和970馀万农民的群众基础。

但是，随着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汪精卫"七一五"反革命政变而来的一系列反共力量的残酷镇压，中国共产党由于不掌握领导权，没有革命武装，致使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截至1927年11月，有近4万多名党员或被杀害、或被迫脱党；到1928年上半年，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危害的人数上升到38万多人。

大革命的失败，导致国民党独吞了整个国民革命特别是北伐战争胜利的成果。在基本推翻北洋军阀反动政府的统治之后，国民党建立了一党专政的政权。而中国共产党不仅被排除在外，而且在大革命期间发展起来的革命队伍亦在国民党发动的大屠杀中损失殆尽。从此，中国共产党的事业进入到最艰苦的岁月。

第二次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蒋介石在镇压共产党、使共产党的力量被削弱之后，用同样的手段又来对付国民党内部的反对派。1929年3月，发动蒋桂战争，拆散了粤桂联盟；10月，发动蒋、冯之战，削弱了冯玉祥；11月，发动第2次蒋桂战争，击败了张发奎；12月，发动蒋唐战争，击溃唐生智。1930年5月，发动中原大战，经过7个月军事厮杀，蒋氏击溃了阎、冯实力派几十万军队，冯玉祥、阎锡山被迫下野。

中共抓住蒋介石忙于对付内部纷争的有利时机，加快恢复和发展革命力量。到1930年夏天，全国已拥有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红军发展到约7万人，连同地方武装达到约10万人。这时，党的组织也得到恢复和发展。1929年6月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党员人数已经达到6.9万人。到1930年9月，全国党员人数增加到12万人。年底，党在全国17个省恢复了省委和许多特委、市委、县委的组织，基层党的支部亦有较快发展，仅产业工人支部就增加到228个。

农村根据地的扩大、红军队伍的发展和党的组织的恢复及发展，标志着中国革命运动正在走出低谷、走向复兴。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力量的发展达到整个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高潮。中共力量的迅速恢复并壮大，引起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大震惊。蒋介石在取得中原大战和湘粤桂边战争胜利后，从1930年10月起到1936年止，连续发动了5次对中央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红军的大规模"围剿"。

第一次"围剿"行动，于1930年10月展开。蒋介石调集10万重兵，以江西省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以江西南部为中心的、只有兵力约4万馀人的中共红一方面军发起进攻。毛主席、朱德指挥红军主力，采取"中间突破"的战术，将敌分割为远距离的两段，实行各个击破。打了两个多月，红军突破敌人的包围圈，蒋介石企图消灭中央根据地的计划没有得逞。

第二次"围剿"行动，于1931年2月展开。蒋介石调集约20万重兵，并调整指挥和战术，任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四路向中央根据地的中共红一方面军大举进攻，企图包围并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于赣南。此时，红一方面军减至3万人，苏区中央局接受毛主席的意见，仍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利用根据地的有利条件，集中兵力，先打弱敌，然后自西向东横扫，各个歼灭敌人。在半个月的战斗中，红军连续打了5次胜仗，歼敌3万馀人，缴枪2万余支，扩大了中央根据地。蒋介石企图包围并消灭红一方面军主力的两个目标一个也没有实现。

第三次"围剿"行动，于1931年7月开始。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聘用英、日、德等国的军事顾问指导作战，并依仗十倍于红军的兵力，仍然采用"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企图把红军主力压迫到赣江东岸加以击破，然后分路"围剿"，完全摧毁中央根据地和消灭红一方面军。此时，红一方面军总兵力仍然只有3万人左右。面对强敌压境的形势，毛主席、朱德仍然决定采用"诱敌深入"的方针，"避敌主力，打其虚弱"。打了3个多月，国民党军损失3万多人，而红军愈战愈勇，蒋介石亲自指挥的这次"围剿"最终无功而返。

第四次"围剿"行动，于1932年5月开始。鉴于前3次"围剿"没能实现包围和消灭中央红军主力的目标，在实施第四次"围剿"行动时，蒋介石调整了进攻方向，改以先进攻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准备得手之后再全力进攻中央根据地。于是，蒋介石自任鄂豫皖三省"剿匪"总司令，调集了约30万军队，发起了又一次进攻行动。

此时，在鄂豫皖地区的红四方面军，有4.5万馀人，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但作战指挥的最终决定权在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和军委会主席张国焘。中共中央根据敌情形势，给鄂豫皖红军的任务是："除以25军巩固皖西北新发展的根据地外，主力应向西行动，扩大与巩固鄂东区，以一师以上的兵力过平汉路，配合红三军行动，消灭徐源泉、肖之楚主力，造成平汉路两旁孝感、武胜关间比较巩固的新根据地，必要时可重新进攻黄陂，调动敌人进攻湘鄂西力量，求得战争的解决，以造成包围武汉的形势。"但张国焘没有执行中央的指示，他认为，"目前已根本消灭'围剿'"，"现在是我们由冲破包围已经进到消灭敌人包围的时候"。他提出的作战计划是：第一步进逼罗山，破坏京汉路，并以歼灭新到这一带的敌第二师、第八十师和敌十五路军为目的；第二步，沿京汉路南下，歼灭宋埠、黄陂一线之敌，威逼武汉。这显然是一个冒险的进攻计划，进攻的结果使红四方面军遭受很大损失，最后突围到川北地区，部队剩下1.44万人。

在进攻鄂豫皖地区红四方面军的同时，蒋介石另以10万兵力进攻湘鄂西革命根据地。那里的红三军由中共湘鄂西分局书记兼红三军政治委员夏曦指挥。夏曦采取了与张国焘类似的战法，先是轻敌冒进，命令红三军主力进到襄河以北的京山、应城、皂市之间的地区寻找战机，遭到损失后又转而实行消极防御，准备固守，红军因此遭受更大伤亡，至9月初，根据地大部分地区被敌军占领，仅伤病员就有2000馀人落入敌手。

蒋介石在进攻鄂豫皖和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取得优势后，于1932年底调集30多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军，开始对中央根据地和红一方面军发动第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陈诚指挥的约16万人的中路军担任主攻。红一方面军此时有3个军团、4个军约7万人。指挥此次反"围剿"作战的是周恩来和朱德。毛主席此前已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专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一职。周恩来、朱德仍然按照毛主席提出的"诱敌深入，以保存实力，待机歼敌，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各个击破敌人运动战，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走是为了打；速决战，在战役和战斗中必须速决；歼灭战，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作为作战的根本目标"的游击战争战略战术原则，采取大兵团伏击战法，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1933年2月27日、28日，在登仙桥、大龙坪、蛟湖地区、黄陂圩附近，歼敌2个旅及4个团；3月21日在东陂、草台冈附近，歼敌1个半师。两次激战，使国民党军第52师、第59师几乎全部被歼，两师师长李明、陈时骥亦被红军俘获。蒋介石的第四次"围剿"行动还是没能消灭中央红军主力。

第五次"围剿"行动，于1933年10月开始。蒋介石调集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并在南昌成立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五省军政要务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亲自坐镇南昌指挥。采取"步步为营、堡垒推进"的战术，重点进攻中央根据地。此时，中央红军有10万人，指挥反"围剿"作战的是时任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和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的战法与张国焘、夏曦的错误如出一辙，先是进攻中的冒险主义，后是防御中的保守主义，结果，致使苏区越来越小，红军牺牲惨重，在1934年4月的广昌战役中，红军伤亡5000多人，也没能守住广昌，此后敌人多路逼进，根据地不断缩小，9月又失宁都，10月再失瑞金。红军被迫撤离中央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开始了二万五千里长征。

蒋介石的五次"围剿"虽然没能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红军主力，但对中国共产党造成的损失却是空前的。曾有一段时间，中共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100%，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损失了90%。长征出发时中央红军和中央机关人员尚有8.6万馀人，接下来的湘江战役，使红军锐减至3万馀人。再到1936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时，仅剩1万馀人。

从大革命到土地革命战争，中国共产党两次成功、两次失败的教训，教育了中国共产党人。大革命期间，中国共产党力量之所以发展较快，得益于正确的国共合作政策；后来大革命又失败了，最大的教训是对工农群众力量的认识和国民党新右派的认识严重错误，完全依靠国民党来进行革命，党没有领导权，不掌握军队，以致在反革命的进攻面前不断退让，犯了右倾退让的严重错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之所以能够粉碎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在于找到并坚持了毛主席提出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正确道路。这期间，党也遭受了重大的损失，沉痛的教训是，当时的中央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照搬照套苏维埃俄国革命的经验，犯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事实证明，没有形成一个政治上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是两次失败最主要的原因。

此后，确立以毛主席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后，与蒋介石的斗争再未犯类似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