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岁的陈伯钧担任红色军校领导人，近20年再当校长，主席钦点

陈伯钧于1926年底考入黄埔军校武汉分校，与罗瑞卿、程子华等同学，恽代英为军校总教官。1927年8月，他随武汉分校改编的教导团东下参加南昌起义未果，教导团全被张发奎缴械，他带8位同志设法脱身，参加第二十军独立团。9月，独立团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1师第3团，参加了秋收起义。10月初，陈伯钧与游雪程、徐彦春奉毛主席之令，上井冈山做袁文才的改造工作。他在步云山集中训练袁文才的部队，毛主席也在这里边治疗脚伤，边指导训练。毛主席伤好后，派陈伯钧带一个班护送他去茶陵找红军主力，恰逢国民党军围攻茶陵城，红军主力南撤，毛主席身处险境。陈伯钧毅然提枪断后，掩护毛主席先走。

毛主席对陈伯钧的表现和才能非常信任，12月毛主席在井冈山龙江书院成立工农革命军教导队，任命陈伯钧任副队长兼党支部书记，叮嘱他好好读书。教导队是红军大学、抗日军政大学的前身，堪称人民军队所有军校之源，年仅17岁的陈伯钧便成了这所红色军校的领导人。教导队培养红军基层军官和赤卫队员，教导队学员不少后来成为人民军队的高级将领。毛主席对教导队非常关心，不仅亲自抽空给教导队上课，还经常听取陈伯钧的汇报，耐心细致地指导陈伯钧等人的工作。

教导队队长吕赤，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陈伯钧与他关系很好。陈伯钧有一支名为"曲尺"的手枪，这支枪的扳机有毛病，打不响。有天陈伯钧刚把扳机修好正要给队长演示，枪突然走火，正好击中日赤头部，吕队长当即身亡。陈伯钧立即被五花大绑，由谭政上报到毛主席处，毛主席说："已经死了一个好同志了，再杀一个好同志抵命对革命也是无益。"最后，陈伯伪被拍手板一百记以作警诫。留下性命的陈伯钧，决心将生命献给革命事业，他在战场上奋勇冲锋陷阵，多次负伤。

1928年4月，陈伯钧从教导队调到第1团1营1连工作，7月在永新北乡作战时，左大腿被敌子弹击中，送回井冈山治疗。8月留在井冈山养伤的陈伯钧与张子清，在团长朱云卿、党代表何挺颖领导下，参加了指挥黄洋界保卫战，以红四军第31团一个营和第32团，就将湘敌吴尚的一个师击退。毛主席闻此捷报，欣然写下"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的传世名句。

1929年1月，红四军向赣南出击，陈伯钧留在井冈山养伤，并协助红五军工作，1月下旬被国民党军搜出，戴上脚镣手铐，押往古安监狱，关了5个多月，后被党组织营救出狱。

1930年初，红六军成立，陈伯钧任第一纵队参谋长，在水南一战，他率部猛打猛冲，全歼了号称"铁军"的敌唐云山旅。在追击中，不幸右腿负重伤。7月，红二十军在赣南成立，陈伯钧被任命为参谋长，10月，腿伤刚好的他指挥部队发起第九次攻打吉安的作战，攻克了吉安。在激战中，他再次负伤。毛主席让他暂时养伤读书，同时兼任红军学校第三分校学生总队政委，负责培训红军干部。

不久，陈伯钧被任命为红三军第7师师长，在第一次反"围剿"作战中，陈伯钧率第7师在毛主席指挥下，在龙冈打响了围歼张辉瓒的第一枪，与兄弟部队一起，全歼该师，活捉张辉瓒，受到了毛主席的嘉奖。1932年4月漳州之战中升任红十五军军长。宁都会议后，陈伯钧因忠实执行毛主席的主张，被免去红十五军军长职务。1933年1月，红五军团参谋长赵博生在浒湾战斗中牺牲，陈伯钧继任成为红五军团参谋长，随即协助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朱瑞，先后取得黄陂战役、草台岗战役胜利，为第四次反"围剿"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获"红星勋章"。然而不久，左倾领导人在中央苏区大批"罗明路线"，陈伯钧被扣上"小资产阶级观点及政治之错误认识"，被免去红五军团参谋长之职，改任新成立的红13师师长。陈伯钧并不以为意，全身心投入到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之中。

五军团从中央红军长征开始，至与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一直担任后卫，一路上抗击国民党军的疯狂追击，浴血奋战，被红军将士誉为啃不动的"铁屁股"。陈伯钧除在贵州境内一度受重伤入休养所之外，一直担任五军团的总指挥，其个人更是堪当"铁屁股"之美称。

对此，连颇为自负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也不得不承认，五军团"享有只擅长于掩护战的名声……其实，他们也很善于进攻。1935年我亲眼看到，他们在贵州非常勇敢地、几乎毫无伤亡地攻下了贵州省军队防守的布满堡垒的山坡。"

1934年10月18日夜，陈伯钧率第13师从兴国曲利出发，开始长征。他身患疟疾，仍以顽强的意志率部掩护中央纵队行动，不久为总后卫，经多次激战，掩护主力冲破敌人三道封锁线。湘江之战中，13师在灌阳以北的隔壁山被敌人截断，后面敌人又追了上来。陈伯钧沉着指挥，令38团占领鲁坚西北高地，与敌对抗，在夹击中恶战数日，才掩护八军团顺利渡过湘江。他们转移时，刘伯承派人给陈伯钧带来陈云的信："这是紧急关头，关系中国革命的命运，希望你们下最大决心，赶快拉过湘江。"12月1日，陈伯钧率13师和其他部队掉队人员在麻子渡过湘江。这时，13师收容的掉队人员比全师人数多两倍。

12月18日，中革军委电令八军团并入五军团，陈伯钧调回军团部，接替刘伯承，仍任五军团参谋长。1935年1月初，五军团到达遵义后，陈伯钧因腿伤加剧，只好开刀疗伤，入中央休养所，随军委四局行动。3月，中央红军三渡赤水时，陈伯钧伤未痊愈，即回五军团参加指挥后卫作战，在两河口、善人场之间作战，掩护大部队向西转移。

5月4日，陈伯钧和董振堂、李卓然率五军团，经一路搏杀，掩护主力部队到达金沙江畔。这时，中央红军军委纵队在皎平渡附近抢渡金沙江，毛主席、朱德等给五军团的任务是殿后护卫全军过江，如果被敌切断过不了江，就留在云南打游击。陈伯钧等奉命指挥五军团在石板江、龙郎河一线及坎凳东南山地构筑工事，阻止追敌万耀煌部。红三军团在洪门渡渡江不成，转到皎平渡来渡江；红一军团在龙街渡佯动任务完成后，也直趋皎平渡，五军团的掩护任务变得更加繁重。

正当红军渡江之际，国民党中央军的敢死队——万耀煌的第13师咬了上来，陈伯钧等指挥五军团，在禄劝县的石板河，予敌迎头痛击，打得万耀煌再也不敢轻举妄动，只得筑垒与五军团对峙。等到一军团渡江完毕，五军团才于5月8日星夜冒雨急行军160里，安然渡江北上。过江第二天，陈伯钧在睡梦中接到军委电令，即率部出发，沿途不顾敌机扫射，赶到观音桥备战警戒，保卫中共中央在会理城郊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会理会议后，部队继续北进。陈伯钧等率部走在最后，掩护军委纵队顺利通过了彝民区、渡大渡河。

6月下旬，陈伯钧奉军委电令，亲率39团开赴达维、巴郎山接替红四方面军的警戒；翻过白雪皑皑的夹金山，到达维，继续北进。7月4日，陈伯钧抵达懋功，同四方面军的第九军会合。不久，奉命到红四方面军九军任参谋长。

1938年6、7月间，晋察冀边区连降大雨，陈庄一带水灾十分严重。陈伯钧率二分校积极开展救灾运动。全校师生为减少群众负担，自愿把一天三餐改为二餐，以黑豆做主食，挖野菜充饥，每人抽出一两个月的津贴救济灾民；还帮助群众修屋筑路，排水耕种，搞卫生大扫除，防止发生瘟疫。

9月27日拂晓，日伪军集中1500多人偷袭陈庄。陈伯钧率分校学员与敌在沙岭一线激战。29日，敌被我358旅、四分区5团、抗人二分校等部包围。在陈伯钧、邵式平和358旅旅长张宗逊的直接指挥下，全歼敌军于万寿岩。共缴获长短枪约400支，炮两门，重机枪3挺，轻机枪近10挺，俘伪军五六十人。10月中旬，在陈庄召开了祝捷大会。尔后，他率领干部、学员在敌后的河北陈庄、神南地区，边反日伪军"扫荡"，边坚持办学。

11月上旬，完县和唐县的敌人乘虚向二分校新驻地葛公村逼近。陈伯钧在主力不在的情况下，从容应对，他派一大队前往北大悲，抽调军区教导团两个连协助阻敌，还指挥神南后方部队参战。他亲自上山观察，见敌人进通南北洪城，即下令所有留驻人员全部投入战斗，并逐次转移，节节抵抗，终于打破了敌人的进攻。

1940年5月，陈伯钧、舒同等率晋察冀根据地参加党的七大代表团赴延安，后因七大推迟召开，中央便决定全体代表留延安学习。陈伯钧暂留总政治部。7至9月，陈伯钧参加了毛主席主持的哲学研究会、战争研究会和总部的参谋工作讨论会。10月，他被分配到军政学院负责教育工作，参与"培养具有理论基础能允任师、旅等级宣传教育指导人才"。1941年11月21日，为了加强对高级军事干部的训练，中央军委决定将军政学院的三、四大队与抗大三分校组成军事学院。朱德为院长，叶剑英为副院长，陈伯钧任副教育长。

1942年5月初，日伪军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规模的"大扫荡"，陕甘宁边区形势也很紧张。正在党校学习的陈伯钧，由毛主席提名调任陕甘宁边区保安司令部担任军事指挥工作。1943年1月下旬，中央调陈伯钧任385旅副旅长。1945年4、5月，陈伯钧在延安参加党的七大。他在大会上发言，谈了游击战争的概念及其发展，以及对胜利转变的几个建议。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陈伯钧到延安任联防军副参谋长。

陈伯钧之所以在精英林立的人民军队中，被毛主席慧眼相中，选为抗日军政大学的领导人，确实是他长期的戎马生涯中，坚持一边打仗，一边读书，一边写书，成就了文武兼备、堪为人师的优秀品质，在众多的将星中脱颖而出。难怪毛主席曾在红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前夕，致信陈伯钧，对其军事才能大加赞许："伯钧同志：闻你在六军，为红军庆得干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