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嚣张跋扈的日军在经历了台儿庄大败后，终于明白"三个月灭亡"中国，简直是痴人说梦。但是这样拖下去，日本早晚要油尽灯枯。于是，日军大本营还是做出了"尽早结束战争"的决定。攻陷徐州后，日本把目标定在了武汉。

武汉地处江汉平原东部，踞长江与汉水之间，是平汉、粤汉两条铁路的衔接点。它又是沟通四方水路的交通枢纽，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在上海、南京失守后，国民政府虽宣布迁都重庆。但政府机关大部及军事统帅部仍在武汉，这里实际上是当时全国的"首都"。

日军认为，在武汉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占领汉口，"就能支配中国"、"早日结束战争"。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和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武汉。于是，日本御前会议决定，迅速攻取武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尽快结束战争。

一、形势紧迫，陈诚惶恐到任

这时，为了抵御民族大敌，国民政府在武汉召开了第一届国民参政会议。大会庄严宣告："中国民族必以坚强不屈之意志，动员其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

大会要求全国军民"一切的奋斗，要以巩固武汉为中心，以达成中部会战胜利为目标"。中国人民要保卫武汉，坚持抗战，日本侵略者要夺取武汉，结束战争，这就构成了当时中日双方在战略上的一场决战。

1938年6月8日,军事委员会制定了《保卫武汉作战计划》，其作战的基本方略是，"以聚歼敌军于武汉附近为目的，努力保持目前态势，消耗敌军兵力，最后确保大别山、黄麻之间的主阵地，及德安、箬溪、辛潭铺、通山、汀泗桥各战线。先打破敌人包围我军的企图，然后集结有力部队，由南北两方面沿江夹击敌人。"

在9月16日制定的《武汉会战作战计划》中再次明确，"以自力更生的持久战为目的，消耗敌人的兵源及物质，使敌人陷人困难，促使其崩溃"。该计划强调，"预期在武汉外围与敌人主力作战四个月，予敌以最大的消耗，粉碎其继续攻击的能力"。

要组织一场大会战，首先必须要稳定后方，蒋介石此时想到了陈诚。他让陈诚出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兼卫戍司令，统一指挥湖北军政。

陈诚后来回忆：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六月十四日，行政院会议决议改组湖北省政府，任命我为湖北省政府主席。对于这项任命，使我感觉异常惶恐。因为当时的抗战局面，已进入另一更艰危的阶段，自忖才力有限，而且兼职太多，如何再能肩负这样一个重任？当时我所担任的职务，最重要的如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武汉卫戍总司令（自七月十三日起，改为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司令长官）、中央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团部书记长、中央训练团教育长等，都是必须亲自主持的工作。一个人能有多少时间精力，可以担负得了这样多的重荷？累月以来，早有分身乏术、顾此失彼之感。现在又加上一个湖北省政府主席，不用说出身军旅、政治非所素习的我，不敢贸然应命，单就无法分身一点来讲，我也不敢滥竽此职……

在当时一般人的心目中，武汉是胜败存亡的关键。武汉能守，则国可存；武汉不能守，则国将亡。正在胜败存亡关键的保卫大武汉战争中，我接受了湖北省政府主席的任命，加上卫戍武汉的军职，是不啻以武汉存亡为己任，抑亦不啻以国家存亡为己任。时人谓我勇于负责，有如此者，其实这只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事罢了。武汉之不能守，从抗战一年的经验中，固已知之甚审。所以与其说我是勇于负责，毋宁说我是敢于见危授命，倒较为近于事实。

陈诚到任后，看到武汉的形势不容乐观。日军自占领南京后，在南京机场起飞的轰炸机轮番地向武汉空袭，企图把武汉炸成一片焦土,迫使其不战自败。为了稳定军心士气，陈诚到达武汉之后，相继在武汉日报上连续发表几篇文章，勉励当地军民齐心抗战，共保大武汉。1938年7月7日，抗战爆发一周年之际，陈诚在《武汉日报》发表，题为《以全力保卫大武汉》的文章。在文章中，他说到：

大家必须认清，一年来的抗战我们虽然遭遇了不少的军事挫折，丧失许多城镇，似是正如领袖（指蒋介石）所说："全国军队之后退，绝不能谓为日本之胜利！而实际上，我军是愈战愈强，敌人却愈战愈弱了，因为我们采取的是持久战略，就以空间换取时间，以时间达到消耗敌人的目的，从长期的消耗战中来争取最后的胜利，而敌采取的始终是"速战速决"的战略，也就是企图以最短时间，取得决定的胜利，避免它"久战必败"的危机。一年来我们顽强持久的抗战，换得敌人无限量的消耗，已经击破了敌人速战速决企图，获得了战略上极大的战果。这就是我们愈战愈强的根本出发点。

在陈诚的号召下，武汉完成了战争的动员。而与此同时，从徐州撤下来的军队也在迅速部署之中。

二、桂系名将，乘胜支援武汉

李宗仁因成功指挥了徐州会战，在海内外名声大振。此时他理应一鼓作气，再指挥武汉会战。可是天不随人愿，李宗仁昔日的枪伤突然发作，导致右目失明。他无法再指挥战斗，第五战区司令由白崇禧代理。

白崇禧，字健生，广西临桂人，陆军一级上将。他在桂系中的地位仅次于李宗仁，有"小诸葛"之称。李宗仁和白崇禧合称"李白"。二人是桂系的中心人物，多年来一直合作无间。抗战爆发后，两人动员广西的军队抗击日军，他们合作指挥了多场大战，并屡获战果。

李品仙，字鹤龄，生于广西苍梧，也属于国民党桂系。"七七事变"爆发后，李品仙被任命为第11集团军总司令，协助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徐州会战的战略部署。

1938年3-4月间，李品仙命令第31军在津浦路南段打击日寇。此战拖住了北上的日军，延缓了日军南北对进会攻徐州的计划。李品仙在抗战初期成了李宗仁、白崇禧的左膀右臂，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代替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起指挥这场大战。

白崇禧调任后不久，军事委员会就下发了具体的作战部署：

第五战区对敌逐次抵抗后，淮北孙连仲兵团应集结在商城预备侧击向西前进之敌人。另淮南兵团集结至桐城、霍山、六安等地阻止敌人西进，并固守安庆、无为、庐江等地准备侧击由长江西进之敌人，无论状况如何变化，须固守大别山脉为根据地。韩德勤之第24集团军应确保苏北，向津浦路南段游击。

三、多方准备，大战一触即发

武汉卫戍总司令部（当时第九战区尚未成立，武汉外围部队悉归陈诚卫戍总司令指挥）以主力在广济、平靖关一线占领阵地，置重点于武胜关、麻城、广济待机转移攻势，并派一部于信阳、罗田、宿松等要点协助第五战区制敌西进。薛岳部之刘兴军共六师担任江防，重点移至马培，马垱是时已设有阻塞线，但在鄱阳湖以东尚布置有主力线以滞阻敌人。另万耀煌一军在南浔，夏威三师在阳新、大冶，叶肇一军在湘赣路待命，郭忏、李延年、周碧等共八师担任武汉城防，王陵基等四师在金沙集中，统归军委会直属管辖。

第三战区（皖南）司令长官顾祝同准备江防，于东流、马垲间作充分备战并适当集结兵力阻止敌人登陆，并援助安庆作战。对杭甬、浙赣两铁路及杭徽、京赣二公路附近指挥地方团队、民夫构筑工事，同时于上述交通线集结适当兵力以备击敌。

豫、鄂、皖三省边区总司令汤恩伯部于随县、襄、樊、南阳之间地带集结，预备侧击由平汉路南下之敌人，协助武汉卫戍司令部作战；为阻止敌人由陇海路南方向西南挺进，另以有力之一部协助第一战区作战，汤恩伯部所属第68军刘汝明，归第五战区之战斗序列。

从这个部署中可以看出，作战范围已经跨越了第三战区和第五战区。而且，在武汉方面，国民政府又设立了第九战区，由陈诚负责指挥。此外，程潜的第一战区也参与其中，第一集团军的薛岳所部也奉命参加武汉会战。

国民政府为组织武汉会战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依据已经确定的作战方针，军事委员会向有关各战区提出的总要求是，"战区的军队及行政、党务各机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绝对不准离开原战区。军队的战术是东击西应、奇正并用，以达到长期抗战的目的"、"各战区的根据地，应利用地形构筑工事，囤积粮秣弹药，讲求联络通信方法，以利于独立作战"。

在军事准备方面，国民党整编和调集了大批新锐作战部队，并将其使用于各个要地。各省保安团队中的训练有素者被改编为正规军。同时，武汉的民众也被武装起来，组建了各种用于自卫的队伍。军委会派遣空军轰炸停泊于长江的敌舰，给予日军以威慑。另外，当局还完善了防空作战体系和民防体系，调整了水陆军事交通，作好了应对敌人可能进攻广东的准备。

此时，参加武汉会战的中国军队，大约有30个师，外加1个旅、3个团、炮兵2个团，总兵力达70馀万人。70万热血健儿众志成城，等待着报效祖国的一刻。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馀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馀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