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战役，江油始终未攻克，徐向前仍想拿下，不料敌军早有防备

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的指挥下，胜利结束嘉陵江战役之后，部队士气空前高涨，为红四方面军下一步的军事行动开创了十分有利的局面。按渡江前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最后确定的战略方针，红军强渡嘉陵江以后，仍以实现原定的"川陕甘计划"为主要目标，并密切注视中央红军的转战动向，伺机进行有力策应。

强渡嘉陵江后，红四方面军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但是，如果按照原定方针，打胡宗南部，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写道："经过这段进击，红军控制了东起嘉陵江，西至北川，南起梓潼，北抵青川，纵横二三百里的广大地区。如按原计划向甘南进击，深感兵力不足。下一步怎么办？我就发电报给后面的张国焘、陈昌浩，催他们表态。"胡宗南部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精良，有飞机大炮助威。红军别说飞机，就连大炮也十分缺乏，仅有几门迫击炮。红四方面军要北进甘南打击凭险固守的胡宗南部，的确面临不少困难。

嘉陵江战役期间，江油重镇始终被红军攻而未克，主要是红军缺乏攻城的重火器。此时，徐向前仍然想拿下江油。4月25 日，徐向前命令红三十军八十八师攻占塔子山敌重要阵地，准备与围城的红军一举攻破城池。26 日午后，红军在东门外用地雷轰城，未能奏效。接着又用数十架梯子，爬梯攻城，也没有结果。于是，红军在东门公园挖地道，里面装上炸药准备爆破城墙。不料城内守敌在内城墙脚下安放坛子，听见外面有声音，即令居民运水，把地道中的火药弄湿了，爆破又没有成功。红军鉴于缺乏攻城火炮，乃决定撤离江油，向西转移。

徐向前曾有一个比较综合的概括，他认为红四方面军撤离川陕根据地的理由主要有三条：整个说来，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根据地，有它的复杂原因。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凑到了一起。在这个意义上说，是历史的必然。

第一，优势敌人的压迫，是红军被迫撤离川陕根据地的首要原因。红军创建并巩固根据地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首要的条件必须是在敌人统治的薄弱地区创建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刚刚入川时，川陕地区属于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薄弱地区，蒋介石的军令、政令还难以在此地域实施。四川内部军阀的势力也还未统一，各派之间相互混战，并反对蒋介石的势力染指四川事宜。敌人内部的这种四分五裂的局面使其无力顾及红军，为红四方面军的立脚生存和发展壮大提供了良好条件。

但是，自从红四方面军根据地逐步扩大之后，这个客观条件便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红四方面军的不断壮大，直接触及四川各路军阀的切身利益。他们一致认为，不能任红四方面军在此无限制发展下去，否则不是被红军消灭，便是被蒋介石的中央军借口"剿匪"事宜，进驻四川，直接接管四川的川政、军政。他们的首要任务是集中力量消灭红四方面军，或"礼送"红军出境，这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于是他们在蒋介石的支持下，暂归四川最大军阀刘湘统一指挥，向红军发起了"六路围攻"。

从这时起，敌情条件便发生了变化。四川军阀从内乱走向联合，开始统一对付红军。虽然川陕根据地军民，艰苦鏖战十个月，粉碎了川军六路军阀的围攻。但接下来的问题更加严重，蒋介石开始与四川军阀走向了联合。四川各路军阀不仅同意蒋介石的势力入川，而且在军事上甘愿服从蒋介石的统一调度。这意味着，蒋介石不仅借此机会统一了川政，而且统一了军政。于是，蒋介石迫不及待地纠合其嫡系部队及川陕两省的军阀势力，向红四方面军根据地周围云集重兵，部署"川陕会剿"。这就造成了敌人从四面八方联合压迫红四方面军的严重局面。蒋介石在川陕根据地周围布置的兵力，很快达 200 个团以上。一旦"川陕会剿"开始，红四方面军势必陷于腹背受敌、进退失据的极端不利境地。

对这种情形，中央红军无论是在井冈山时期，还是在第五次反"围剿"以后，都碰到过，也都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撤离了红军赖以生存的根据地。那种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不计后果，死死抱住根据地固守的观点，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也是极其有害的。

第二，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任何革命根据地要支持战争，支持红军的存在和发展，要打破敌人的"围剿"，都离不开有利于红军作战的地形、人民群众的支持和维持红军供给的物质条件。红军打仗，既要吃饭，又要穿衣；既需要补兵员，又要补充武器弹药。没有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等物质条件，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便成为一句空话。

川陕根据地自反"六路围攻"胜利以后，就出现了"民穷财尽"的情况，要粮没粮，要衣没衣，要兵员补充没兵员补充，别说部队打仗，就是生存都成了问题。清江渡会议期间，张国焘曾经与徐向前商议过这个问题。

徐向前回忆道："会议期间，张国焘和我闲谈时，曾问我，你看将来该怎么办？现在根据地物力、财力很困难，如果刘湘再发起新的进攻，该怎么个打法？去汉中行不行？"

这一方面说明反"六路围攻"胜利以后，川陕根据地已经到了难以支撑红军生存与发展的地步；另一方面说明，从那时起，张国焘已经有了离开川陕根据地的想法。当时，徐向前认为，汉中地区是块盆地，南面有巴山，北面有秦岭，回旋馀地太小，不能去，还是依托老区想办法为好。于是，后来才有了"川陕甘计划"。在这个打破"川陕会剿"的总体计划当中，徐向前回答了张国焘所担心，其实也是红四方面军所有指战员都担心的问题。

该计划之所以选择胡宗南为主要作战对象，主要是想借国民党嫡系与非嫡系之间的矛盾，拿强敌开刀，将蒋介石"川陕会剿"的主力先消灭掉。因胡宗南部虽战斗力较强，但同四川军阀和陕南的西北军均有矛盾，处境孤立。四川军阀是被红军打怕了的，西北军对红军则敬而远之。红军集中主力打击胡宗南，他们有可能按兵不动。这样一来，一方面会起到杀一儆百的震慑效果，迫使其各种非嫡系部队不战自退；另一方面如果打败胡宗南，我军就能缴获其精良的武器弹药，装备就会因此而大为改观。

该计划之所以要依托老区，就是想使红军有比较大的、比较稳妥可靠的回旋馀地，使红四方面军进退自如，消除无后方作战的危险。由此不难看出，"川陕甘计划"的核心内容中，方方面面都涉及红四方面军如何生存、如何发展所必需的基本条件。如果缺乏支持战争的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形条件，一旦战争来临，即便红军咬紧牙关，勉力支撑，但心有馀而力不足，毕竟难以长期坚持。

川陕根据地之所以民穷财尽，徐向前在回忆录中分析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战争的破坏和"左"的政策交互作用的结果，把川陕根据地搞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好比一个池塘，水都抽干，鱼还能活吗？

红四方面军从入川到强渡嘉陵江的两年多时间里，仅战役规模的大仗就足足打了16 个月。红四方面军虽然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但战争给根据地带来了巨大的消耗。战争期间，敌人两进两出，在我根据地坚壁清野，烧杀掳掠，破下尤为严重。

川北是挤掉了汁的柠檬，单凭在这里求发展是不容易的，主要有两个理由：一是我军的枪支弹药，质量愈来愈低，兵力人数虽在 5万左右，但实际能作战的枪支不到2万，其中多半是土制的，是从与四川军阀作战时缴来的次等货色，而且枪支在作战中损毁极易。因而，同志们多引以为忧，认为只有与蒋的嫡系部队作战，才能缴获较好的枪弹来补充自己。二是川北苏区经过战争的蹂躏，粮食及其他必需品均感不足，到了明年青黄不接的时候，可能发生饥荒，如果红军死守在这里，不仅不能为人民解决粮食问题，恐将与民争食。 第三，策应中央红军的需要。应该说撤离川陕根据地与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有着密切的联系。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牵动着各个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命运。

红四方面军兵力较多，位于连接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桥梁地带，对正在向云贵川边和川西北转移的中央红军，无疑具有重要的策应作用。正因为如此，蒋介石也就更加重视对这两支红军力量的分割，以便各个击破。打破蒋介石的分割包围，全力策应中央红军北上，是红四方面军全体指战员义不容辞的责任。红四方面军的一切计划和部署，必须服从这个大局。

敌人是了解我们的军事企图的。当我军渡过嘉陵江时，敌人即叫嚣："共匪企图在川西地区会合。"其对策自然就是隔离我们。敌方的电讯中不止一次表示："朱毛红军已成强弩之末，不难在滇黔地区予以歼灭，贺龙萧克的一股在川黔湘鄂边界流窜，实力最弱，只徐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极为猖獗……

当中央红军战略退却到贵州境内时，敌情形势更加不利于红四方面军了。中央红军冲破敌人第四道封锁线后，损失惨重。追击的国民党军队所发出的各种电讯，无不在夸耀他们的胜利。蒋介石的部队，正从各方向向四川云集，有些已经进到四川的重庆，有的正经西安向汉中、天水移动。四川军阀看到蒋介石的部队已大批涌进四川，觉得本身防地已不易保持，于是叫嚣先解决红四方面三，以免南北两路红军互相策应，使其失去立足之地。这种情况下，张国焘不得不考虑如何保存红四方面军的实力问题。

自中央红军长征以后，张国焘无时无刻不关注着中央红军的行动，这种关注程度已经达到非同寻常的地步。张国焘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

我们事实上放松了对四川军阀作战。仅有的侦察电台，日夜不停地工作，只有小部分时间用在侦察四川敌情，多数时间用来侦察中央红军行进所在及其四周敌情。中央红军行进到广西贵州边境地带时，我们即开始供给中央红军情报。这是一件相当繁重的工作，侦察电台每天都译出敌军大批密码电讯，再由参谋人员扼要做成通报，经我鉴定后拍发给中央红军，我们的电台须守候中央红军电台出现，有时从晚7 时余守候到翌晨3 点左右。有时我自己也守候在电台旁，解答对方的疑难。

当然，这种做法为中央红军的战略转移提供了大量的情报，起到了"耳目"的作用，其积极意义不容置疑。中央红军在长征途中，有时日夜都在行进中，因而电台没有时间做侦察工作。至少约有两个月的时间，中央红军是完全依靠红四方面军来获得情报的。每当中央红军宿营休息的时候，立即与红四方面军联系，并根据所供给的情报，中央红军再决定行动，发布命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