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将杨勇为何年少立志做小石头?源于毛委员演讲,那时他不叫杨勇
杨勇(1913-1983),原名杨世峻。湖南省浏阳县文家市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八军政治部宣传大队长,红三军团连、营政治委员,红三军团五师十四团政治处主任,四师十团政治委员,红一军团第一师、第四师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副团长、团长兼政治委员,一一五师独立旅旅长兼政治委员,普西军区副司令员兼三四三旅旅长,鲁西军区司令员兼教导第三旅旅长,延安军事学院高干队队长,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七纵队司令员、第一纵队司令员,中原野战军第一纵队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司令员。
建国后,任贵州军区司令员,贵州省人民政府主席,中高级步兵学校副校长,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志愿军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新疆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中央军委副秘书长。1933年荣获三等红星奖章。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书记处书记。

1927年9月19日这一天,对杨世峻来说是最难忘的一天,他第一次见到了毛委员。他当儿童团团长,特别是入团以后,就听说过毛泽东委员的名字,多么想能见到他。
这一天刚吃完早饭,突然听到从团防局方向传来几声清脆的枪声,各家的人都走出屋,站在家门,有的小孩还爬到高处,看发生了什么事。不一会儿,就听到有人一面敲锣一面高喊:“乡亲们,快出来,我们是工农红军,咱们穷人自己的队伍来了!……”
杨世峻一听,特别高兴,立即跟着一支队伍往自己读书的里仁学校走。他边走边两眼盯着队伍,见队伍中有穿灰军装、背长枪、挎短枪的;也有穿破旧蓝色衣服,背套简枪或钩镰枪的,还有不少扛梭标或背大刀的,都向学校里集中。
部队进入学校后,在操场上集合。大家在聚精会神地听一位身穿蓝布制服,瘦高的中年人讲话,那湘潭口音很宏亮:“蒋介石、汪精卫、唐生智叛变了革命,正在疯狂地屠杀革命的同志和工农群众,革命已经转入低潮。我们的革命受到挫折,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武装,以后事情就好办了。这次暴动,虽然打了几次败仗,受到了一点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讲演者两眼紧盯着全场,杨世峻趁讲演者暂停讲话的机会,向旁边的人:“讲话的人是谁?”那人自豪地回答:“是毛委员。”
杨世峻听说是毛委员讲话,便掂起脚引颈而听,只见毛委员更加严肃地说,“有些人经不住考验,从队伍中跑了,这也没什么了不起,少些三心二意的人,我们这支队伍只会更纯洁、更巩固、更坚强。常言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拉武装,我们没有经验,万事起头难嘛。只要我们善于从失败中吸取教训,咬咬牙,挺过这一关,革命总会有出头的一天!”只见毛委员说到这儿,突然伸出一只手在半空里划了个大圆圈,比喻说,“蒋介石好比一个大水缸。”这时,毛委员又举起右手的拇指,说,“我们好比一块小石头。”只见毛委员用右手不停地撞击着象征蒋介石政权的左手,说:“我们这块小石头,不断地打他那口大水缸,总有一天会把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打碎的!”

这比喻多么形象生动,大家一听就懂,顿时,会场上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家纷纷说:“我们一定要做‘小石头’,我们一定要做‘小石头’。”
杨世峻听后,高兴得手舞足蹈,用手使劲捅身边的好朋友周政财,说:“我这个‘小石头’,要打碎你这口‘大水缸’,打碎你这口‘大水缸’!他一边说一边用力猛捅了一下周政财。
杨世峻虽然还在上学,从这次听了毛委员讲演后,他决心长大跟毛委员当红军,做一块坚硬的小“石头”,去打碎反动派的大“水缸”。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不久,红军就走了,一走就不见踪影。这时才14岁的小世峻,哪里知道革命已处于低潮,起义的红军都上山创建根据地了。杨世峻想红军,盼红军,就是见不到红军。见不到红军,怎么做小“石头”?
红军走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更加疯狂的报复,抓共产党,抓参加搞革命活动的人。反动派抓到人,不杀头,就关进监狱。湖南处于白色恐怖中。1927年底,杨世峻与周政财、张清夷、曾生容、曾祥毫等同学和好友,逃亡到江西万载的亲友家躲风。
万载与文家市邻近,那里的情况也很糟,团防局、挨户团同样到处捉拿所谓“暴徒”。杨世峻等人躲了几个月,带的盘缠花光了,没有见组织派人来联系。这时,张清夷、曾生容和曾祥豪决定回家。杨世峻和周政财不同意,于是只好分道扬镳。
1928年夏,杨世峻与周政财逃亡长沙,后前往常德时,打听到鲁道源第五十师招兵,于是,他两个去了鲁道源第五十师学兵团当了学兵。不久,杨世峻得知彭德怀率领独立团在平江举行了暴动,闹得很红火。杨世峻认识到要做小“石头”的机会来了,于是他和周政财商量逃离了学兵团,经长沙返回浏阳,到处寻找红军和游击队。他们要去做小“石头”,砸反动派的大“水缸”。一直到1930年5月,终于找到了彭德怀领导的红五军,这时红五军正成立一个随营学校,他和周政财想当红军做小“石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杨世峻自听了毛委员那一次讲话,就下定了决心:自己要是当上了红军,就要好好干出个样,要做一块能打碎反动派这口大“水缸”的硬“石头”。为了激励自己当一名好兵,他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一下。改个什么名字好呢?他想起了在里仁学校读书时,陈校长讲过的“勇”字,“勇”字是形容士兵的忠诚、勇敢,刚强不屈,也是形容一个好男儿阳刚之气的。杨世峻决定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勇”,这样,好时时刻刻激励自己当一名忠诚、勇敢的好兵,去打碎蒋介石和反动派的这口大“水缸”。
从此,杨勇的名字,在红军中叫开了;在八路军中叫开了;在人民解放军中叫开了,一提起杨勇,就知道他是一名勇将,一名忠诚于祖国的将军。
1934年11月25日,中革军委和总政治部分别发出“突破敌人之第四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的作战命令和政治训令。规定红军分4个纵队前进。杨勇此时已升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十团政治委员,沈述清任团长。红三军团和军委一部、红五军团一部为第三纵队,经小坪、郑家园向灌阳前进,直扑湘江。
这时形势十分紧张;何键的“追剿军”第一路两个师正由东安向全州、咸水一线急进;第二路一部已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由宁远尾追;第四、五路由宁远向东安白牙市集结。红军要与敌人在湘江一线进行一场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搏斗。
“沈述清、杨勇,你们十团作为先头部队,过江后迅速修筑工事,坚守阵地,掩护中央纵队和红九军团、红五军团渡江,没有命令不准撤退!”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向杨勇和团长下达命令。杨勇这时意识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有千斤重。上级的这一命令意味着不管敌人有多少,不管敌人多么凶恶,不管战斗打得多惨,也要死守阵地,要做好与阵地共存亡的思想准备。

在关系到部队生死存亡的时刻,时间就是生命。杨勇和团长沈述清率部星飞电急般地挺进,于28日抵达湘江岸边,立即同三营营长张震一起在界首、兴安之间选好了渡河点,迅速地组织部队渡过了湘江。杨勇率领的先头部队虽然进至界首,但师的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赶到湘江渡河点。这时传来侦察所获的敌情:敌人第一路“追剿军”一部由全州向脚山铺的二师发起了进攻,一部正全力向黄沙河开进。其他几路“追剿军”,分别向道县、文市等地红军后卫部队进攻。桂军主力已分两路北进,企图夺回渡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敌人来势汹汹,作战准备刻不容缓。杨勇和团长在组织部队抢修工事。战士们不顾饥饿和连续强行军的疲倦,汗流满面地在抢修工事。
正当十团在奋力抢修工事时,桂敌第七军独立团和第四十五师已向他们扑来。奇怪的是敌人占领进攻出发阵地后并没有马上发起冲击。
杨勇和团长伏在一个山坡上,密切注视着敌情。
“敌人耍的什么花招?”杨勇在等待着给敌人以迎头痛击。
“可能在调整部署,等待炮火支援吧。”沈述清分析说,
“看来,又是一场恶战。”杨勇沉思了一下,语气缓慢而坚定地说,“告诉部队,无论有多大的牺牲,也要顶住,一定要掩护好大部队顺利过江。”
“政委,你在这里负责指挥,我到一营去。”沈团长话音一落,一猫腰就向前沿阵地奔去了。

杨勇两眼紧盯着自己的好搭档沈述清,心想,多好的战友啊!沈述清也是一位从枪林弹雨中成长起来的英勇善战、作风顽强、每一次战斗总是身先士卒的指挥员,有他在前面,杨勇自然十分放心。
“轰,轰轰!”敌人开始炮击了,炮火密集猛烈,大有炸平红军占领的山头之势。就这样,一场空前未有的恶战,在湘江两岸展开了。
敌人占据着脚山铺西北一带的高地,而且有事先构筑的坚固工事扼守。杨勇等部的红军阵地,全部处在敌人的炮火射程之内,却又来不及修筑坚固的工事,然而上级要求他们必须像一颗坚硬的钉子,牢牢地钉在光华铺阵地上。
杨勇等率领的红军,以单一兵种和步枪、手枪、手榴弹等武器,抵抗敌人步兵、骑兵、炮兵和空军的联合进攻,实力上敌众我寡,武器装备上敌优我劣,地形上敌高我低,敌人是有准备的进入阵地且有工事作进退的依托,而红军却是在长途奔袭十分疲倦的情况下仓促进入阵地的。这一切不均衡,预示着这场较量将是非常残酷的。这一点,杨勇不仅眼下看到了,而且早就想到了,所以部队一进入阵地,他就要求战士们克服一切困难抢修工事,眼下,他要求干部战士每一发子弹、每一颗手榴弹都要发挥作用,不能浪费。
一阵炮轰后,敌人一排排地向十团冲来。

等敌人到了十团的有效杀伤距离,杨勇一声令下,红军战士奋起猛打,枪声、手榴弹声顿时响成一片,敌人纷纷倒地。但是,打倒了一批,又上来一批,再打倒一批,又冲上来一批,敌人仗着人多势众,武器好,突入了十团的前沿阵地。红军战士用雨点般的手榴弹炸死了一批又一批敌人,迫使敌人暂时停止了进攻。
敌人调整了兵力,又一次进攻时,团长沈述清率一营顽强反击,虽然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沈团长却不幸中弹壮烈牺牲。
沈述清同志牺牲后,上级立即派红四师参谋长杜中美接替团长的职务。但不幸的是,在当日下午与敌反复争夺阵地战时,杜中美参谋长又以身殉职。由于战斗异常激烈,残酷,在一天的时间内,十团先后失去了两位主要指挥员,许多优秀战士也倒在了阵地上。
眼看敌人又一次冲了上来,杨勇望着曾患难与共的

战友倒在血泊中,义愤填膺,从战壕里一跃而起,组织指挥部队与敌展开了白刃战,又一次杀退了敌人的进攻.
杨勇大喊“为战友报仇”、“为团长报仇”的口号,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战斗越发激烈,形势极为严重。阵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
12月1日1时半,中革军委命令红军阻击全州之敌,无论如何要保证西进道路在我军手中。3时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向红一、红三军团指出,12月1日的战斗,是关键的一仗,“不为胜利者,即为失败者”,一定要消灭敌人进攻的部队,开辟西进道路,保证我军全部突过湘江封锁线。广大指战员积极响应中央号召,继续进行英勇顽强的战斗。
杨勇率领部队与敌短兵厮杀,虽然取得了一时的胜利,但不能压倒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在部队伤亡惨重的情况下,他果断地收缩了兵力,固守阵地,一直顶到中央纵队全部渡过湘江,才奉命撤出阵地,随部队继续西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