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博古话还没讲完，张闻天突然站起来发言，周恩来：好

遵义会议，全称是“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

对于遵义会议的召开及其经过和内容，历来的史书，大多又是根据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来进行叙述的。

关于遵义会议的召开，《毛泽东传》上是根据耿飚和伍修权的回忆来作叙述的。

耿飚回忆说：“此时，王稼祥向毛主席提出了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意见，毛主席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建议他先同张闻天通通气。张闻天也同意王稼祥把李德、博古轰下来的意见，并且说：毛泽东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我们是领导不了啦，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

伍修权回忆说：毛主席、王稼祥等向中共中央提出，立即准备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时，王稼祥、张闻天同志就通知博古同志，要他在会议上作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通知周恩来同志准备一个关于军事问题的报告。”

这种说法令人十分生疑，难以置信：好像中共中央已经是“群龙无首”、完全不起作用了，遵义会议完全是由毛主席、王稼祥、张闻天他们三个人在做安排：他们提出“立即准备召开”，他们通知博古干什么、周恩来干什么……——他们竟然把党中央撇在一边，任由他们三个人在那里自作主张，真的是“中央队三人团”特别是毛主席在那里“当家作主”了。

这样的说法，完全违背中共党的组织原则。

依据党的组织原则，这时总书记还是博古，周恩来这时则是中央工作的实际主持人；虽然实际上取消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但是最高三人团还没有宣布取消。绕过这两个党的最高负责人，擅自作主去召开中央会议，这种行为是绝对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不管是毛主席、王稼祥，甚至是张闻天，他们都不会、也不可能这样去做。

而这样的说法，也竟然让大家相信了几十年，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它的准确性。

其实大谬不然。历史事实并非如此。

应该说，博古是遵义会议的最大身受者，张闻天和毛主席、周恩来都是遵义会议的主要风云人物；而张闻天、博古、周恩来、毛主席等在延安时代就谈过遵义会议，他们的叙述才是最具权威性的。

第一，关于遵义会议的召开。

其实，遵义会议的召开，是此前黎平会议决议的规定，不是谁提议要开就开的。《周恩来年谱》记载说：鉴于中央内部有争论，（黎平）会议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讨论反五次'围剿'以来军事指挥的经验和教训。”陈云《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也指出：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湘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的。”

而会议的召开，不是王稼祥先提议，先是张闻天向王稼祥提出，然后王稼祥告诉彭德怀，再去向毛主席提出的。

张培森先生主编的《张闻天年谱》中记载了这样的细节；在中央红军行进至黄平地区时，政治局常委张闻天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说出了要更换军事领导人的决心。

《张闻天年谱》记载说：

某日，他们行军到一片茂密的橘树林内，二人头靠头地躺在各自的担架上交谈对当前形势的看法。王间张，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张说，没有一个确定的目标。接着便说： 这仗这样打，看起来不行，还是要毛主席同志出来，毛主席同志打仗有办法，比我们有办法。张闻天说出这个想法后，王稼祥当天晚上就将他的话打电话告诉彭德怀，然后又告诉毛主席。消息在刘伯承等几位将领中一传，大家赞成要开个会，让毛主席出来指挥。

这是一个起因。他们也是根据黎平会议的决定而积极提议开会的。但他们只能提建议，而不能决定开会和决定什么时候开会，特别是不能决定会议的内容。

遵义会议召开的直接起因，是周恩来找博古，最后是这两位最高领导人商量决定的。他们两人商讨决定了开会的时间和内容。

“1月9日，周恩来找博古建议开一次政治局会议，对大转移进行一次初步总结，接受教训、沟通思想、消除委员间存在的意见、增加团结。”博古表示同意，于是才有遵义会议的及时召开。

这里面可能有这样一个过程：进驻遵义城后，毛主席和张闻天、王稼祥住在一起，他们三个人是根据黎平会议的决定提议召开政治局会议的。他们三个人商量了要在会议上发言的内容和提纲，并立即“精心准备”；但是，他们不可伍修权说的立即去“通知”博古和周恩来要在会上作什么样的报告。他们也不会向博古提出开会，而是可能向周恩来提出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建议的。因为黎平会议有过决定，又听了毛主席等的意见，于是，周恩来才去和博古商量的。

历来的党中央召开会议，或者是由高层决定，或者是有人提议，再经过高层决定的。还没有见过不经过党中央、由个别人而召开中央会议的。

这才是遵义会议召开的起因。

第二，关于遵义会议的内容和经过。

遵义会议的内容，一开始，是博古和周恩来商量决定的。周恩来提出的是：对大转移进行一次初步总结，接受教训、沟通思想，消除政治局委员间存在的意见，增加团结。博古提出的是：总结湘江战役的教训，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批评“中央三人组”即毛、张、王的“宗派小团体”。

博古提议，会议开二到三天，由周恩来主持。会议时间定在 15 日至 17 日。这是关于遵义会议议程的决定。

但是，遵义会议三天的内容，却有着戏剧性的变化。

15 日的第一天会议是中央政治局会议，出席的是政治局的成员们。他们是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主席、朱德（有的书上误说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有的书上误说是政治局委员）、邓发、刘少奇、凯丰。中央秘书长邓小平。列席会议的是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共12人与会。

会议一开始，就进入了双方争执之中，争执的焦点发生在会议的议题上。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博古首先发言。

博古的发言，是按他原来的思路准备的。他从第五次反“围剿”、红军突围进行战略大转移开始讲起，讲到湘江之役时，提出这次会议要纠正湘江之役发生的严重无组织无纪律行为。他说，正是这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行为，破坏了大转移的整个战略计划，造成了湘江之役的重大伤亡。……”他想把会议引向对毛、张、王的批评方面去。

可是，博古话还没有讲完，还没有讲到红军下一步向何处去的战略意见，就被突然站起来的张闻天把话打断了。

张闻天怒气冲天地大声说： 先别忙着纠正别人，要纠正的是你自己。这个会议的重点，应该是追究第五次反“围剿”在军事上路线上犯“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者的责任。接着他发表了“长篇大论”。

博古后来说，张闻天的发言“完全是有预谋、有准备的发言”，结论是：像这样对军事指挥不懂装懂，只知以权势压人的人，在目前战争时期没有资格担任总书记。

张闻天的这个发言，的确是“有预谋、有准备”的，是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他们三个人事先商议好的。

《毛泽东传》上说：

毛主席、张闻天、王稼祥也认真准备发言。经过共同讨论，由张闻天执笔写个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报告提纲。毛主席过去在开会时一般都是即兴发言，这次也写出一个详细的发言提纲。

张闻天的突然发难，出乎博古的意料；而更出乎博古意料的是，主持会议的周恩来却没按会前与他商议好的议程进行，而是带鼓动性地称赞张闻天的发言“好”，“拨开了近三个月来笼罩在中央和红军头上的迷雾”。接着，周恩来并自我检讨了在五次反“围剿”后期，搞“六路分兵”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表现，他自己也有责任，请大家批判。

这就把会议的议题改变了，引导到全面讨论“广昌战役”的失败原因，和追究指挥者（博古和李德）的责任上来了。

紧跟着毛主席就此发表了长篇议论，狠批了李德的“愚蠢”的“堡垒对堡垒”、“短促突击”的战略战术，说博古和李德把一个好端端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葬送了。

王稼祥还气呼呼地跟一句：“卖国贼！”李德几次站起来又坐下。周恩来不让他发言。

毛主席提议：明天的会议要吸收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参加，将政治局会议改变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内容也不是博古提出的“批评和纠正”湘江战役“暴露”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而是按毛、张、王的提纲，批判第五次反“围剿”中领导上（博古和李德）的军事路线的错误。

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接受了这个意见。

这样，遵义会议就由政治局会议就演变为政治局扩大会议了。这就是遵义会议议程改变的过程。

我们说遵义会议是由政治局会议演变成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但这里又产生了一个疑问： 档案资料现在留下一份周恩来在 1935年1月13 日致五军团政委李卓然和正在五军团任中央代表的刘少奇的电报通知。电文说：“卓然、少奇：十五日开政治局会议，你们应在明十四日赶来遵义城。恩来，二十四时。”

刘少奇是政治局候补委员，通知他是当然的；而李卓然不是政治局成员，只是军团政委，为什么同时也通知了他呢？同时，资料还证明，一军团林彪和聂荣臻、三军团彭德怀和杨尚昆，均在 14 日即离开部队，是不是也到遵义城来参加会议？聂荣臻回忆说：我和林彪奉军委指示，从14 日开始将部队的日常工作，交给参谋长左权和政治部主任朱瑞，专心致志地去参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那么，周恩来的这份电报和聂荣臻的回忆，是不是表明遵义会议一开始就是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呢？

博古是遵义会议的主角，是会议召开的决定者，而且他是在延安时期的回忆，应该更可靠。

对周恩来的这个电报，可以这样理解：这可能是周恩来心里有数：政治局会议要讨论军事问题，那就会要军团领导人列席，未雨绸缪，所以，他在给刘少奇发电报时顺便就通知了李卓然。因为，他们的驻地比较远。一军团在遵义；三军团在刀把水，离遵义不远，不用发电报通知。而政治局会议扩大到军团一级，是毛主席提议的，也有可能毛主席事前和周恩来沟通了。因为军团负责人在前线，他们感同身受，对军事问题最具发言资格。毛主席认为军团领导人是同意他的军事路线的。因此，主持会议的周恩来才没有按他和博古商量好的议程进行，并在张闻天“发难”后“带鼓动性地称赞张闻天的发言好”，将会议的议题引向了讨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责任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