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每年的军费开销就要达到200亿之多，几乎占到国家财政支出的15%。

庞大的军事规模，使当时中国的财政状况不堪重负。为适应现代国防的需要，精简军队人员，已成大势所趋。

邓小平甫一提出裁军百万的目标，各种阻遏力量如若划破穹庐的道道闪电，洗刷过云翳笼罩的苍灰高空。

一场空前的变革，势若惊雷暴雨，席卷了历史舞台的长天。

邓小平裁军百万 严整军队冗员

1984年11月1日，军委座谈会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彻底拉开了部队整编的序幕。

与会方案层出不穷，而邓小平则简明扼要地用一个“肿”字，直指事情的关键所在。他指出，各部队机关的人数太多了，存在着大量冗员的军队，是无法打仗的。于是，他毅然决然地提出这次整编的总目标：裁减部队员额100万人。

100万是什么概念？

当时中国的军队总人数接近四百万。裁减一百万意味着，会有四分之一的人永远地离开部队——这个生活数年的家。

在这几百万的军人当中，构成成分十分复杂。有历经长征磨难的红军成员，有促成新中国统一的解放部队成员。他们在极度疲敝困苦的境遇中身扛武器、浴血攻坚，最终集万千荣光于一身，华耀空前。

“裁军百万”如同一场不虞的噩耗，摇撼了一名名与会军官的胸膺。惊诧与不解，汇成巨浪与惊涛，震荡了原本平和的会议。对前景的担忧，占据了每一个身处漩涡的军员心。于是反对意见犹如不息洪水，滔滔翻滚而来。

“都是在军营里一起同甘共苦了这么多年的兄弟，一下子裁掉这么多人，该怎么跟他们交代？”

“部队里六七十岁的老干部很多，都是从红军一路跟着党走到现在。一旦把他们裁撤掉，那他们日后的生计该怎么办？”

“手心手背都是肉，要割哪块，大伙都于心不忍。”

……

100万的裁军力度，实属当世罕见。面对这众说纷纭的局面，邓小平仍不改初衷：“这是个得罪人的事。不怕打黑枪，必须要把这个改革推行下去！”

邓小平何尝不懂众人的重重顾虑，但他具有着更加高瞻远瞩的思索。他认为，当前世界的主旋律是和平与发展，裁军是确保国家长远利益所必行的举措。无论其推进的过程有多艰难，哪怕中间发生了战事，都要完成精简军队这个大目标。

然而现实与理想，总存在着霄壤之别。计划实行的最初，简直处处是阻碍。

裁军，要让感情深厚的兄弟生生分离、彼此天各一方，任谁人都不忍。更何况，任何领导都不愿大刀阔斧地裁撤掉自己人，一旦去做了这个事，就必定会面临着内心的煎熬，和个人信誉的覆灭。

羽翼自剪，根基何以立？手足情深，谁人甘分离？

裁军遭遇各种逆阻，这是由于人性使然。对裁军事件的执行人——何正文来说，不论剥掉谁的军装，都像在挖骨凿肉，难上加难。

何正文操刀整编 阻碍如影随形

1917年，何正文出生于四川的一个贫寒家庭。在他15岁那年，就正式加入了红军。在随后戎马倥偬的数年中，他蹉跎了长征的苦寒风霜、经历了抗击日军的英勇战役，用赤诚与鲜血，挥洒出赫赫战功的荣勋佳篇。

邓小平看重他的刚正与热忱，故而将全军减编的担子，交付到他的身上。

早在1982年，何正文就带头拟定了关于裁撤军队的精简方案。在报告里，他把裁军的矛头首先指向了当时的解放军三总部——即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以及各大军区军兵种的机关单位。他希望利用三大总部的带头作用，顺利地开展裁军一事。

但当何正文满心期待地提交了自认无暇的方案，却换来邓小平的相左意见。

“这并不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方案。”

办公室内烟雾缭绕，青烟锁住了邓小平沉静的面容，反衬得一双黑目尤其深邃。

闻言，何正文微微攥起了指节，眉心亦随之攒聚。他不禁思忖，究竟是方案中的哪点不令人满意。

而邓小平并未给出明确答案。

一滴雨划过剔透玻璃，烟蒂无声燎燃。而窗外远空，乌云已翻涌成脉。挺拔坐于椅上的老人无言翻阅着纸张，在看到精简18.2%的这个数字时，眸光蓦地停顿了一瞬。而后他阖上方案书，望着站姿笔挺的何正文说：“但这个方案可以作为第一步进行，以后再进一步研究。”

殊不知，一个伟大的构想，俨然在邓小平胸中萌发。

两年后，当听到“裁军一百万”的决策时，何正文才明白，邓小平想要的远不止18.2%这个数量。

1984年11月，接到命令的何正文回到家中，夜已深沉。他望着全家合照的相框，眉头一寸寸地聚了起来。他养育了三儿一女，这四个子女无一不在部队服役。裁撤掉百分之二十的军人，就意味着平均四人里就有一个面临转业复员。

他要从谁裁起，又要怎么裁？他孩子们日后的人生又会怎么样？这成为之后困扰他无数个日夜的难题。

他知晓，他肩负的使命非常之重。而裁军二字虽轻，其后盘根的情谊网络太深远、个中枝节太繁茂。

当接起无数来自往日好友的来电时，何正文内心复杂。当被问及裁军一事的详情时，他更难宣于口。当碰了一个又一个钉子以后，他唯有无言的一叹。

涉及人情的事，就必然是难办之事。

多少顾虑不忍，跌宕在彻夜难寐的夜。当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脊梁的时候，何正文终于忍不住这激荡于心的繁杂愁绪，向邓小平反应了横亘在裁军实施过程里的诸多不顺。尤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铁道兵，态度尤为激烈。

对此，邓小平只干脆利落地回复了一句话：“头头不通调头头。”

那意思是说：你何正文作为这件事的总负责人，你如果理不顺这个事，我就只能把你调走，换别人负责这事了。

这一语，如当头巨石截断了何正文的所有忧思。

他伫立在邓小平的办公室内，复杂的心情如同一张铁索编织的巨网，令他陷入四面重围。是逃避人情的束缚，去干一个不得罪人的工作？还是硬着头皮干下去，扛起党中央的工作重担，勇于挑战一切的不可能？

沉默蔓延，良晌无语。一个痛定思痛的决定，像一把利刃刺穿了他踌躇难决的心魂。也正是这个决定，在百万裁军之路上，铸起了一块屹立不倒的伟大丰碑。

当晚，何正文把他的四个儿女召集到家中，进行了一次深入的谈话。

灯光普亮了书房，却照不透何正文眉宇间的沉重。他的眼神逐个扫过子女们的面孔，语重心长地说：

“现在，裁军百万的任务必须要完成。你们要不要抓住这个机会，主动向上级提出愿意被转到地方的想法？转业到地方，是一个新的开始。在那里，你们会认识不同的人，学习在军队里学习不到的技能，然后拥有崭新的生活。”

父亲的这一番话，每一字都像极钝钉，灌着泪、淬着苦，契入四个孩子的心头。他们看着父亲这一段时间的操劳与辛苦，心在滴血。可想到自己转业以后会离开熟悉的环境，又无比留恋。

最终，他们还是服从了国家的利益、服从了大局的利益，将个人的眷恋，深藏在滚滚流逝的岁月长河中。

1985年隆冬，何正文将他的四个军人子女，全部发配到地方转业。而他自己，也悄然隐退在精简部队的大浪潮之下。

何正文不惜牺牲血脉至亲的前途，不惜放弃荣膺耀眼的从前，而奋力破除阻挡裁军大势的坚冰、以坚强的定力斩没尖锐丛生的荆棘。他无畏伤痕与挫折的品格，是非豁达之人所能及的境界。他舍一家私利，而顾全国家大局，这更不是一条大多数人选择走的路。

也正因如是的抉择，让何正文的名字，永垂于建国历史的一篇。直到今日，笔者看到这样无私奉献的人，都不禁感然于肺腑。

载舟与覆舟间的转化，往往逆转于顷刻。决策的推行，也屡屡成就在少数人有所作为的一瞬之间。

何正文身先士卒的精神、力排万难而上的勇气，与义无反顾的决心，似一石入水，激起了广大军区部员的连绵响应，裁军一策终于得以开展。

昆明军区被裁 新区型兴建而起

在当时的中国，总共有11个军区。在成都军区和昆明军区的合并问题上，出现了不少的争议。

有些人认为，昆明地处云南，和邻国接壤，万一有战事爆发，可以尽快调派部队加以自卫，所以应该把机关定点设在昆明。而另外一些人则觉得，成都可以辐射到更为广袤的我国西南边境地区，更具战略纵深的优势，所以应该把昆明军区的人合并到成都。

在这场争论中，昆明一派占据了上风。就在中央决定把成都并入昆明军区的时候，发生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转折事件。

当时的何正文虽已退隐到二线，仍然十分关注裁军的动向。当他听闻到中央披露而出的信息时，产生了迥然相异的见解。

在何正文看来，较之昆明，成都的地理位置更为优越。成都居于内陆腹地，不但能兼顾到贵州、西藏，还能保障到近处的云南，相当于一个远近都能协调的地位。把成都列为机关定点，能更加周全一些。

何正文的诚恳建议，引起了中央军委的重视。领导班子在反复斟酌过后，决定改变旧有计划，将昆明军区裁撤，合并到成都军区。

要知道，昆明军区和邓小平之间有着非同一般的深厚情谊。正是由于邓小平当年的领导，才使昆明军区得以发展壮大。昆明军区被它一手提携起来的人决绝裁撤，恰恰证明了邓小平为国家长久利益思虑的坚定决心。

当命令下达时，昆明军区的领导班子也曾黯然神伤，他们不知道如何向部下述说这一沉痛的命令。而隶属于昆明军区的普通军人们，也一度难以相信，感情联结如此致密的一帮人，也会有宴席散去的那一天。

挫败、惊疑、失落和痛楚，在每位军人的心涧内，五味俱全。他们抱首哭泣，他们怆然于突然而至的别离。而使命和责任告诉他们，决议既已板上钉钉，就必须服从党中央的命令，就必须理性地思考“进、退、去、留”的问题。

忠诚与信仰，征服了感性，垒叠成巍峨而宏伟的高墙。所有的不舍，终变为接受事实的平静。

在机关干部与军兵们竭力全心的推行之下，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昆明军区就已成为辉煌的过去。

最后植根于人们脑海中的，并非是没能将军区留住的遗憾与叹惋，而是对新中国军事结构重组、贡献出一份力的欣慰与平和。

军旗与番号虽然消失了，但独属于这支部队的灵魂，已淬入曾经立下的誓言、已捣入每名军兵的炽热血浆深处。无法消弭，更难湮灭。

军装既不复 前景须得安

目标尚未达成，考验仍在继续。

在11大军区裁并为7大军区之后，接踵而来的事务，就是对军级单位施予裁撤。

邓小平在裁军进程中特别提出：“作战部队要年轻化。”于是一张张转业通知书，砸向了许多年龄超出规定的优秀军官手中。而在当时的中国，需要妥善照料前程生计的军人，就有将近八十万之多。

面对如此庞大的数量，邓小平开创性地提出“军地两用”的概念，也就是说，既要会打仗，又要在社会主义的建设中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

随着安置政策的顺利出台、专业技能培训如火如荼地开展，以及地方政府的高度配合，从1985到1988的三年间，大部分的转业干部都得到了极为妥善的安置。

百万大裁军，终于完满落下帷幕。

这史诗般的整编征程，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描绘出推波助澜的一笔，也让做出此伟大决策的邓小平，第二次登上《时代周刊》的封面，成为全世界都为之敬仰的一代伟人。